馮友蘭（1895年～1990年），字芝生，河南唐河人。1912年入上海中國公學大學預科班，1915年入北京大學文科中國哲學門，1919年赴美留學，1924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回國後曆任中州大學、廣東大學、燕京大學教授、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兼哲學係主任。抗戰期間，任西南聯大哲學係教授兼文學院院長。1946年赴美任客座教授。1948年末至1949年初，任清華大學校務會議主席。曾獲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印度德裏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名譽文學博士。1952年後一直為北京大學哲學係教授。
1923年夏，馮友蘭以《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又名《天人損益論》）順利通過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畢業答辯，獲哲學博士學位。是年秋回國後，沿博士論文方向寫成《一種人生觀》。在燕京大學任教期間，馮友蘭講授中國哲學史，分別於1931年、1934年完成《中國哲學史》上、下冊，受到學術界的一直推崇。
從1939年到1946年的7年間，馮友蘭連續出版了六本書，稱為“貞元之際所著書”：《新理學》（1937）、《新 世訓》（1940）、《新事論》（1940）、《新原人》（1942）、《新原道》（1945）、《新知言》（1946）。通過“貞元六書”，馮友蘭創立了新理學思想體係，使他成為中國當時影響最大的哲學家。
20世紀50年代～60年代是馮友蘭學術思想的轉型期。新中國成立後，馮友蘭放棄其新理學體係，接受馬克思主義，開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研究中國哲學史，“文革”中馮友蘭成為梁效寫作組成員。晚年，馮友蘭完成其七卷本的《中國哲學史新編》，重新轉回40年代的思想裏路。
六、管理者為什麼必須了解國學
管理學本是西方的舶來品，西方管理科學的特點是側重於把人組合起來，形成一個比較穩定的程序化的係統組織，然後去創造財富。這種管理模式固然能取得效益最大化，但也存在種種弊端。比爾·波拉德指出西方管理學的致命弱點是：“僅把人看做是生產單元，或者完全從經濟角度來看，你就會忽略他們真正的價值。”西式管理學進入中國後，也有水土不服的問題。曾仕強在《中國式管理》中談到：“一般的說法，公司的平均壽命，隻有7年，不到7年的公司，根本談不上企業文化，因為什麼時候要倒閉，誰也沒有把握。生存期間超過7年，就需要用心建構企業文化，以期生生不息，永續經營。”很多公司無法突破7年瓶頸，很大程度上在於沒有克服西式管理的弊端。
西式管理模式是建立在發達的商品經濟和產權明晰的市場經濟基礎之上的體係。中國的改革開放雖然取得巨大的經濟成就，但市場經濟仍在培育階段，這也是西式管理水土不服的重要原因。經濟體製的轉軌不可能一蹴而就，尚需一個較長的時段，西方的市場經濟從無序走向成熟也經曆了一段漫長的歲月。因此，在獲得製度化的保障需要高成本的現實條件下，多數民營企業家不得不另辟蹊徑，謀求“發展”之後的“安全”。在許多企業家看來，相對於法律保護的剛性，盡管道德約束是更弱的一個層次，但如果能夠輔之以親緣和事緣的關係，形成一個盡管不易擴展卻相對穩定的內部人員體係，在這個體係內用道德和情感來保護產權的成本，往往比動用法律的成本要低得多。科瑞集團的常務董事副總裁郭梓林認為，中國民營企業有兩個基本的特點：一是原始資本來源的複雜性；二是由於社會在法律、道德、文化方麵相對於市場化演進的滯後性，使得民營企業留下了許多的先天不足。其中前者涉及民營企業產權確立在程序上的正當性問題，後者涉及社會應該如何在提高效率的同時，兼顧公平的問題。前者是“術”，短時期內無法解決，後者則是“術”的滯後和缺失。所以，求助於“道”成了中國民營企業家的惟一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