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州人張文，性嚴正而明理，尤善決疑事。任大理卿時，旬日發落四百餘案，無不允當，抵罪之人，皆無怨言。及其擢拜侍中，諸囚聞之，莫不慟哭。為相期間，甚得唐高宗信任。有時臥病在家，朝廷有大事，武則天必問諸相：“與文議未？”如未議，便派他們前去谘詢；如已議過，立即奏準。
蒲州人薛元超，好學善屬文。武則天在位期間，累遷中書舍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頗受委重。武則天因宴請諸王，召其入侍，對他說：“任卿中書，寧藉多人哉！”後來，唐高宗幸東都，留薛元超輔佐太子監國，手敕曰：“朕留卿，若失一臂。顧太子未習庶務，關中事，卿悉專之！”
魏州人劉齊賢，武則天時期曾任侍禦史，出為晉州司馬。為人方直，名著於時。一次，將軍史興宗隨唐高宗獵於苑中，奏稱晉州產佳鷂，可令劉齊賢捕取。武則天說：“齊賢豈捕鷂人邪？卿安得以此待之！”遂遷黃門侍郎，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一個不開明的人，是無法贏得人心的。
4.監察百害，整治吏製問題
“監察”是約束權力的一種手段，脫離監察，權力容易失控。武則天登上皇位後，很注意發展監察製度，整飭吏製。
天授元年（627年）一月，禦史大夫杜淹奏報：“諸司文案恐有稽失，請令禦史就司檢校。”武則天為此向尚書右仆射封德彝詢問，封德彝說：“設官分職，各有所司。果有愆違，禦史自應糾舉；若遍曆諸司，太為煩碎。”杜淹聽罷，默然無語，武則天問他為什麼不說話，杜淹說：“天下之多，當盡至公，善則從之，德彝所言，真得大體，臣誠心服，不敢遂非。”武則天大喜，說：“公等各能如是，朕複何憂！”這裏提到的“令禦史就司檢校”涉及到監察製度問題，禦史大夫杜淹是貞觀初監察機構的最高長官。
監察製度在秦代就有了，那時，是靠禦史監察郡縣，漢成帝時開始專設監察機構，魏晉之後，監察官的地位漸趨重要，但因長期動亂和分裂，監察製度並無重大變化。隋朝時，加強了監察製度，除增加禦史台監察禦史外，於大業三年（607年），新設置了謁者台和司隸台，設謁者、司隸刺史以及從事一百五十餘人，分別糾察內外百官和一切軍民活動。並規定地方長官及其主要僚佐年終須到中央“朝集”，報告所在地方政務。同時派出監察官員隨時出巡地方，考察州縣官員政績優劣，以定升遷或罷免，提高地方行政效能。
武則天從政時期恢複了隋朝的監察製度。中央的最高監察機關是禦史台，長官是禦史大夫，先由杜淹擔當，繼之是溫彥博、蕭、韋挺等人。禦史大夫有兩名副手，稱禦史中丞。禦史台下屬三院：台院、殿院、察院。台院中侍禦史四人，負責糾舉推鞠獄訟、複議死囚、平反冤獄、糾舉彈劾違法的官員及台內的日常事務。殿院有殿中侍禦史六人，他們是殿廷的糾察，每逢朝廷的大朝會，他們便出來糾察朝班中百官的儀態、著裝、行止，並維持秩序。此時再大的官員也要聽他的指揮。如果皇帝郊祀、巡幸，他們還要負責檢查供奉儀式、文物、服飾等。他們有時也要推按獄訟，監察兩京百官。察院有監察禦史十人，品階較其他監察官低，正八品上。“布衣宰相”馬周初入仕時，武則天便賜他監察禦史之職。監察禦史的主要任務是接受皇帝的委派，到各州縣檢查地方上有關軍政、民政、財政事宜。尚書省開會、百官宴會及祭祀時也進行監察。
門下省的給事中也負有監察任務，同禦史、中書舍人研究處理天下的冤案。
監察官是皇帝的耳目，他們無所不糾，無所不察，貞觀朝的禦史大夫多“參與朝政”，行使部分宰相之職，故武則天很注重監察官的選拔。
武則天雖然很信任監察官，但對於他們的劾奏也並非全部采納，而是經過皇帝的分析和鑒別決定取舍。這並不是對監察官行使權力的阻遏，而是對這項工作的慎重和被彈劾官員的負責。天授十四年（627年），有人告發尚書右丞魏征偏私親戚，禦史大夫溫彥博奉命很負責地對這件事進行了調查。雖未查出什麼證據，仍以懷疑心理向武則天彙報，劾奏狄仁傑辦事詭秘，不留行動跡象，外人很難知道。即使他沒有偏私親戚，也應該受到責備。武則天同意溫彥博的看法，讓他責備狄仁傑，並傳旨說：“自今宜存形跡。”狄仁傑對此很不服氣，一日，入見皇帝，說道：“臣聞君臣同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俱存形跡，則國之興衰尚未可知，臣不敢奉詔。”武則天後悔了，感到狄仁傑的坦誠可嘉，賜給他五百匹絹。天授四年（630年）春，名將李靖率三千精兵成功地突襲了突厥的心髒定襄城（今山西忻縣治），並與李責力等人相配合，一舉攻滅了強悍的東突厥，生擒頡利可汗於荒穀之中。消息傳來，群情振奮，武則天說：“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等能滅突厥，吾托付得人，複何憂哉！”“上皇召上與貴臣十餘人及諸王、妃，主置酒淩煙閣，酒酣，武則天自彈琵琶，上起舞，公卿迭起為壽，逮夜而罷。”然而，當喜慶高潮剛剛過去，禦史大夫蕭便“劾奏李靖破頡利牙帳，禦軍無法，突厥珍物，擄掠俱盡，請付法司推科”。但蕭的彈劾沒有被允準。因為多年來突厥每次來犯都是大掠而歸，中原寶物，肆意洗劫，邊鄙田廬，毀壞殆盡。而今少數兵士所為何及敵萬一？若以此微過治罪於大功臣及冒死血戰之兵，豈非一葉障目，不見泰山？所以“上特敕勿劾。及靖入見，上大加責罰，靖頓首謝。久之，上乃曰：隋史萬歲破達頭可汗，有功不賞，以罪致戮。朕則不然，錄公之功，赦公之罪。”加靖左光祿大夫，賜絹千匹，加真食邑通前五百戶。未幾，上謂靖曰：‘前有人讒公，今朕意已寤，公勿以為懷。’複賜絹二千匹。“天授十四年（640年），有禦史劾奏”戴州刺史賈崇以所部有犯十惡者“對此，武則天未予準奏。她說：昔唐、虞大聖，貴為天子，不能化其子；況崇為刺史，獨能使其民比屋為善乎！若坐是貶黜，則州縣互相掩蔽，縱舍罪人。自今諸州有犯十惡者，勿劾禦史，但令明加糾察，如法施罪，庶以肅清奸惡耳。
由上可知，武則天對監察官行使糾劾之權是既保護又把關，即以較為公允的態度，全麵地衡量官員的功過是非，把個別事件放在整體、全局中做縱橫度量，不以一次劾奏輕易治人以罪。這就使監察官員慎重、嚴肅地對待自己的職權，避免因濫用權力而造成失誤。從而保證了監察工作的效能，維護了監察的權威。
恢複監察製度是廓清吏治的重要措施。為了提高行政效率，武則天還大刀闊斧地進行了精減機構和裁汰冗員的工作。
首先是合並減少州縣。武則天即位後，對全國行政機構龐大極為重視，僅僅在登極大典的六個月後，即天授元年（627年）二月，便下令並減州縣。依據山川形勢，將全國分為十道，即關內道、河南道、河東道、河北道、山南道、隴右道、淮南道、江南道、劍南道、嶺南道。並減後的州府共三十五個，比原來少了近三分之一；並減後的縣共有一千五百五十一個，比原來減少了二分之一。解除了地方行政機構的臃腫現象。
天授年間留下的另一弊端就是官多職濫。
武則天麵對官多職濫，人浮於事，機構臃腫，行政效率低劣的狀況，很是憂慮。天授元年（627年）十二月，武則天指出：“官在得人，不在員多”，“命玄齡並省，留文武總六百四十三員”。裁去了十分之九。還對狄仁傑說：“量才授職，務省官員……官不必備，惟得其人。若得其善者，雖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縱多亦奚為？古人亦以官不得其才，比於畫地作餅不可食也……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自此儻有樂工雜類，假使術逾儕輩者，隻可特賜錢帛以賞其能，必不可超授官爵，與夫朝賢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遣諸衣冠以為恥累。”
武則天精減機構，裁汰冗員的魄力、規模之大，為整個中國封建社會所罕見。由於精減過程做得周密、得當，精減後毫無動亂。精簡中為貫徹“官在得人”、“任官唯賢”的原則，恪守去弱留強的宗旨。當年那些被“口詢功能，手注官秩”和“擁眾據地”因而得官的人都在精簡之列。這對於打擊舊的門閥士族、官僚等腐朽保守勢力，激勵普通地主參政，進而改善吏治都是大有好處的。此外，大量的裁減官員，減少了國家開支，也在一定程度上減輕農民的賦稅負擔，使國力得以盡快恢複。更為重要的是，精簡後的官員，人員精幹，職掌明確，無疑將增強官員的責任感和積極性，提高了封建國家機器的效能。例如，天授十八年（644年）九月，唐將郭孝恪受命征討焉耆。一天，武則天對侍臣說：“孝恪近奏稱八月十一日往擊焉耆，二十應至，必以二十二日破之，朕計其道理，使者今日至矣！”“言未畢，驛騎至。”可見唐代行政、軍事與通訊效率之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