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水平的管理總離不開“計策”，因為有許多事情不是靠外在的一些方法能夠處理靈驗的，而是要長時間一點一點策劃，才可達到預想目的。這就是說，領導不能不注意一些智慧型的管理計策。
武則天的領導心智是：以最優化的方案布局來做最緊要的事，形成人人相製約的一張“關係結構。”
1.篩選出優良方案一般講，優良方案都是被篩選出來的。武則天虛心納諫，篩選方案，與李世民的影響有直接關係。李世民不僅為武則天做出了一個納諫的榜樣，而且為武則天留下了一批敢於進諫、善於進諫的大臣。更為重要的是，李世民使朝廷上下養成了一種直言的風氣，君臣之間，耳濡目染，習以為常，以致武則天竟然不十分理解為什麼暴虐之君得不到臣下的規勸，以致亡國亡家。
武則天曾召宰相及弘文學士坐中華殿內，問道：“何修而王？若爾霸？又當孰先？”令狐德回答說：“王任德，霸任刑。夏、殷、周純用德而王，秦專刑而霸，至漢雜用之，魏、晉以降，王霸兩失。若用之，王為先，而莫難焉。”武則天又問：“今茲何為而要？”令狐德回答說：“古者為政，清心簡事為本。今天下無虞，年穀豐衍，惟薄賦斂、省征役為要。”武則天又詢問禹、湯、桀、紂興衰存亡的原因，令狐德回答說：“傳》稱：‘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然二主惑嬖色，戮諫者，造炮烙之刑，此所以亡也。”武則天聞言大悅，厚賜之，以答謝其言。
令狐德史筆絕倫，所論之事，以古喻今，自有其獨到之處。實際上，王霸之爭，在唐代並無真切的用處。正如令狐德所言，自漢雜王霸之術而用之以來，魏晉以降，王霸兩失。比至唐代，盡管李淵、李世民父子以天命、王道自詡，卻根本不可能放棄私天下之心，更不消說改變曆史發展的趨勢。正如朱熹所說：“老兄視漢高帝、唐太宗之所為而察其心，果出於義耶，出於利耶？出於邪耶，正耶？若高帝則私意分數猶未甚熾，然已不可謂之無。太宗之心則吾恐其無一念之不出於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假義以行其私，而當時與之爭者才能知術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義之可借，是以彼善於此而得以成其功耳。若以其能建立國家，傳世久遠，便謂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敗論是非，但取其獲擒之多而不羞其詭遇之不出於正也。千五百年之間，正坐為此，所以隻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其間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嚐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
但是，能否實行王道是一個問題，能否因時順勢，定國安民，則是另外一個問題。因為武則天賞賜令狐德的王道之言，便認為他欲行王道，固然可笑，其實，令狐德所言王道，亦不過皮毛而已，與周公、孔子所傳之道相比，不可同日而語，不過，據此而認為武則天虛心納諫、勤政愛民，卻無論如何不算過分。事實上，現存文獻中的確可以找到許多例子，可以證明武則天追求國泰民安的不懈努力。
永徽五年（654年），武則天詢問侍臣：“隋煬帝既承文帝之後，人心已定，遂爾狼狽。當時朝臣，亦有諫不？”李義府回答說：“當時亦有諫者，煬帝不能用。向揚州曰，有兩人諫，並置極法。”武則天又問：“三品以上，亦有諫者不？”李義府回答說：“三品縱有諫諍，外人多不知。蘇威獻五子之歌，亦為極諫，遂三葉除名。至如宇文述等，既見寵佞拒諫，末年全無敢言者。化及反後，殺虞世基、裴蘊，責其不諫，蘊對化及曰：‘公先人好佞，故諫不行耳。’此是天將廢隋，長其為惡，故不諫以至於亡。”武則天聽罷，嗟歎久之。
李義府之言，並非危言聳聽。因拒諫飾非而導致亡國的帝王，在中國曆史上並非僅僅隋煬帝一人。“天命自我民命”，不了解民眾的疾苦，肆其虐毒之心，縱其自私之誌，其民不服，其天不佑。其中的道理實實在在，並無什麼玄虛。
武則天在位期間，曾多次下令臣下進諫，征求直言。例如說，永徽初，武則天因晉州屢次地震，命群臣曰：“朕謬膺大位，政教不明，遂使晉州之地屢有震動。良田賞罰失中，政道乖方。卿等宜各進封事，極言得失，以匡不逮。”永徽五年（654年）武則天因天旱，手詔命在京文武九品以上及朝集使，“各進封事，極言厥咎”。九月，武則天又對五品以上官員說：“往日不離膝下，旦夕侍奉。當時見五品以上論事，或有仗下而奏，或有進狀而論者，終日不絕。豈今時無事，公等何不言也。自今以後，宜數論事。若不能麵奏，任各進狀。”龍朔三年（663年），武則天又下詔：“凡百在位，極言得失，悉心無隱，以救不逮。”鹹亨元年（670年），又命文武五品以上各上封事。
永徽初，趙弘智在百福殿講《孝經》，宰相、弘文學士以及太學生皆在。趙弘智列舉五孝，與諸儒論辯，對答如流。武則天大喜，對他說：“試為我陳經之要，以輔不逮。”趙弘智對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願以此獻。”武則天聞言，十分高興，賜趙弘智絹二百，名馬一匹。
看來“聽良言，不吃虧”，這句俗語對任何人都是有用的。
2.打出“以吏治吏”的牌“以人治人”的技巧在武則天手上變成了“以吏治吏”，而且操縱之絕無人能比。因此，“以吏治吏”是武則天治人過程中打出的一張最厲害的牌。
酷吏周興是一個工於心計而又非常殘忍的人。自垂拱以來，被他陷害的多達數千人。天授元年九月武則天革唐命以後，剛剛授官尚書左丞，便上書請除李家宗正屬籍，其凶狠刻毒，足見一斑。
周興陷害他人，草菅人命，多是泄私怨，報私仇，大臣魏玄同被殺便是一例。高宗朝，周興曾以洛陽令被召見，高宗欲加擢用，但有人奏報皇上說，周興起家於尚書都事，是流外之官，不宜任用。於是，高宗取消了任用想法，但周興並不知底細，多次在朝堂待命，官員們看到他，都緘默不言。這時，地官尚書、檢校納言魏玄同來到他麵前，冷冷地對他說：“周明府可以回去了。”
明府是唐人對縣令的稱呼，周興聽到仍稱他原來的官銜，心裏一下子涼了。失意和惱怒使他妒火中燒，他狠狠地看了魏玄同一眼，心想：我今朝不得授官，一定是這老兒從中作梗，待有朝一日我周興得勢，決不饒他！
後來，周興果真發跡，入朝為官，便尋找機會進行報複。他了解到，魏玄同和叛逆裴炎關係甚洽，親同手足，就是在裴炎獲罪之後，仍忠於友情，始終不渝，時人稱讚他的美德，將他二人稱之為“耐久朋”。周興抓住這個線索，大做文章。他陰險地向武則天告密說：“魏玄同企圖步裴炎的後塵，圖謀反叛。他曾在背地裏對人說：‘太後老了，不如將君位奉還嗣君。’”
武則天聽信了周興的話，元昌元年（689年）九月，下令將魏玄同賜死。監刑禦史房濟平日很佩服魏玄同的為人，便向魏玄同示意道：“魏大人何不告密，以求召見，向太後申訴冤枉呢？”魏玄同搖頭歎道：“人殺無異於鬼殺，死且死矣，我豈能做告密之人！”就這樣，終於被周興殺死了。
周興不僅自己以法營私，還幫助其朋黨陷害異己。天授元年正月，地官尚書、同鳳閣鸞台三品韋方質病了。武承嗣、武三思前去看他，韋方質因大病在身，未能起床迎接，武承嗣和武三思好大不快，憤然離去。二人走了以後，一位官員勸他說：“武承嗣、武三思乃陛下近人，權寵無比，宰相們都怕他三分，今日你把他二人得罪了，萬一找你麻煩可不得了！莫不如去向他們賠個不是，將此事了結了。”
韋方質性情耿直，不媚權勢，根本聽不進去，他不平地說：“我韋方質為官清正，於心無愧，不怕他栽贓陷害！再說，生死都是天注定，豈能曲事近戚以求苛免？”因韋方質未去賠禮認錯，武承嗣、武三思二人懷恨在心，他們將此事告知周興，請他代為雪恨，周興巴不得替武家辦事，當然滿口應承，遂即尋了個理由，將韋方質流放澹州，籍沒其家。
著名將領黑齒常之也是被周興陷害而死的。
黑齒常之是百濟人，身高力大，驍勇多謀，在百濟時曾當過相當於大唐刺史那樣的官。蘇定方平百濟後，累遷左領軍將軍、洪州刺史。儀鳳三年時，跟隨李敬玄、劉審禮攻打吐蕃，劉審禮戰敗，李敬玄欲引兵撤退，被泥溝所阻，兵不得出。亂兵趁勢進擊，黑齒常之親率敢死隊五百人掩殺敵營，殺掠數百人，敵酋棄軍而逃。高宗很看重他的才華，提拔他為左武衛將軍，檢校左羽林軍，厚賜金帛。
吐蕃派讚婆人駐紮在良非川，黑齒常之以奇兵夜襲吐蕃軍，斬首二千級，獲羊馬數萬，讚婆單騎逃走。此後，黑齒常之向皇上建言，認為河源地處要衝，應增兵鎮守。他的建言得到批準，於是設置烽火台七十所，墾田五千頃，每年收獲百餘萬斛，並使邊疆守備更加堅固。
垂拱年間，突厥又進犯邊疆，黑齒常之率兵追擊，與三萬敵兵遭遇，黑齒常之沉著應戰，以三百精騎突襲敵營，並點燃了烽燧。當時正值大風，烽火熊熊，敵人以為援兵到來，趁夜逃去。不久，又在黃花堆大破突厥，追奔四十餘裏，使敵人潰歸磧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