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6章 做事就要挖“根子”(1 / 3)

領導做事必須要從“根子”上入手,不能做表麵文章,不痛不癢,否則就會“治標不治本”。這種管理弊病,應當在最短的時間加以解決,絕不可疏忽大意。

李世民的領導心智是:做事不能浮於表麵,必須從根子上加以徹底解決,否則就會達不到應有的效果。

1.把百姓利益看成大事

得民心者得天下,這是領導學中的一條原理。李世民認為,不把百姓利益擺在首位,等於自失根基。

民以食為天。李世民即位之初,正是唐王朝連年遭遇水旱霜凍等嚴重自然災害時期。從貞觀元年到三年,關東、關中各地連續發生水、旱、霜、蝗之災。關中饑饉尤甚,人民被迫賣兒賣女,出現了茫茫千裏、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的殘破景象頻頻而發的自然災害不僅威脅到百姓生存,也威脅到李唐王室的安危。民不聊生,君王又何以為命?為此,李世民憂心如焚。作為一位富於責任感的帝王,他不能不關心他的臣民的生活,同時他深知一旦農民流離失所,必會造成社會的動蕩和不安。古往今來統治者的暴政再加上嚴重的自然災害往往使人民雪上加霜,走投無路,終至揭竿而起,統治者會因此喪失主權。

曆史和現實的深刻教訓使他認識到,災荒之年必須對百姓布以恩德,使百姓衣食有所保證,方能遏亂於未發之際,使民心得安。由此,李世民對賑災濟民極為重視,每每大加慰撫,屢表姿態。

貞觀二年,關中地區出現嚴重的幹旱,鬧大饑荒。李世民對身邊的侍臣們說:“水旱不調和,都是因為國君喪失德行。我德行修養不夠,蒼天應責罰我,老百姓有什麼罪過,竟遭到這麼多窮困之苦。聽說有賣兒賣女的,我非常同情他們。”於是派遣禦史大夫杜淹去巡查,用皇家府庫的錢財贖回那些被賣出去的兒女,還給他們的父母。其後,針對接連不斷的水、旱、霜、蝗等自然災害,李世民又頒布詔書說:“若使年穀豐稔,天下義安,移災朕身,以存萬裏,是所願也,甘心無吝。”四月再次頒布詔書:“隋末亂離,因人饑饉,暴骸滿野,傷人心目,宜令所在官司收斂掩埋。”

這些策略無疑很合時宜地安撫了民心,緩和了當時的階級矛盾。

李世民還把賑災與國家興亡聯係起來。貞觀二年(628年),他對黃門侍郎王矽說:“隋文帝開皇十四年,天下大旱,很多百姓遭受饑荒,當時國家的糧倉儲滿了糧食,可是朝廷竟然不肯拿出來賑濟,而命令老百姓向有糧之處遷徙。隋文帝不憐惜老百姓的痛苦反而吝惜倉庫裏的糧食,到開皇末年,全國官庫儲存的糧食可以吃五、六十年。隋煬帝恃仗國家的富庶,所以奢侈豪華,荒淫無道,最後導致了國家滅亡。由此可見,凡要治理國家,最為重要的是讓人民有積蓄,豐衣足食,而不在於隻把自己的倉庫堆得滿滿的。古人說:‘百姓若不富足,又有誰能讓國家富足呢?’國庫儲糧隻是為了防備荒年,如果不是為此,何必費事來儲蓄呢?後繼國君如果賢明,自然能夠保住天下;如果後繼之君不成器,國庫儲積得再多,也隻是徒然助長他們奢侈腐敗,反而成為國家危亡的根源了。”思想上有了這樣的認識,李世民頻頻派官員撫災的行為動因就不難理解了。

據史載,在其在位的近二十年裏,李世民有十八個年頭都曾對受災百姓進行過賑撫。貞觀元年(627年)八月,關東及河南、隴右沿邊諸州霜害秋稼,九月,李世民就派溫彥博、魏征、孫伏伽等人分往各地,在詔書中要求他們迅速趕往災區,巡察各地災情,了解各地損失程度和缺糧戶生存狀況,要他們掌握具體詳細的情況,迅速向朝廷彙報,以便及時予以救濟。

如貞觀元年六月,山東大旱,李世民便下詔令各地進行賑恤,並免除山東地區災民當年的租賦。

貞觀三年大旱,李世民又派中書舍人杜正倫等人往關內諸州慰問安撫。貞觀八年(637年),山東、河南、淮南大水,李世民派使臣前往賑恤。貞觀十一年(637年)七月,洛陽暴雨成災,加上洛水泛濫,幾百戶人家被淹沒。李世民一邊廢明德宮和飛山宮玄圃院,分給遭水之家,一邊賜給災民絹帛。

困頓之時,時有朝延要員前來查看、慰撫和賑恤,百姓沐浴到皇恩之愛,雖有疾苦,卻自無怨恨可言了。這勢必有利於民心安定,從而得以防民生變。

為示其恤民之意,李世民還常頻頻默念蒼天,檢討自己的言行,以示悔過。

貞觀十一年(公元637年),天降大雨,洪水橫溢直衝到洛陽城門,湧進洛陽宮中,平地大水都有五尺深。大水衝毀了很多宮殿寺院和百姓人家。對此李世民深感不安,他對身邊大臣說:“這是朕的失德以致上天降下災禍;或是由於朕視聽不明,刑罰過度,因而使天道發生錯亂,雨水反常。憐惜百姓,歸罪於己,心中憂慮擔心,朕又有何情緒獨享滋味?可令尚食官停止做肉食,隻進蔬菜素食,文武百官各上奏章,盡量指出朕的過錯。”

貞觀二年(628年),長安附近大旱,蝗蟲四起。李世民到苑中視察禾苗遭害的情況,看到到處蹦飛的蝗蟲,他恨得牙根直癢。他抓住幾隻,詛咒道:“百姓以穀物為生命,你們這些可惡的東西卻把禾苗都吃掉,這是禍害百姓。百姓有什麼過錯,都在我一人身上,你們如果有點靈性的話,不要禍害百姓,就咬我的心吧!反正今天我非吃了你們不可!”說著張口就要吃掉手中的蝗蟲。左右侍衛急忙勸阻說:“吃下去恐怕要生病,不能吃。”李世民卻說:“我這樣做是希望能把百姓的災難轉移到我身上,怎麼會怕得病呢?”說完,又吃了幾隻蝗蟲。李世民的罪己行為可謂是別出心裁,亦假亦真地吃掉蝗蟲,並請求上天隻罪其一人而勿害百姓,演出這樣一幕愛民責己之戲,百姓聞知,又怎能不生感動之意,又怎能不同心同德地擁戴李唐江山呢?

賑災撫危,就必須有足夠的物質基礎來作保障。因此,積儲糧食,發展倉廩事業,就被提上了日程。

貞觀二年,正是國計民生十分困頓的時期,尚書左丞戴胄奏請開設義倉,他指出可按農戶的實際情況向他們征集糧食,以備荒饉。義倉的糧食是專為當地群眾救濟災荒儲備的,不得挪作他用。發生災荒時,才可以開倉賑濟災民。這樣既可以減少災荒年景國家財政上的壓力,又能使百姓生活有所保障。李世民認為這是一個好辦法,他說:“既然是為百姓預作儲備,官府隻是替百姓掌管,用來防備凶年,不是由於我的需要而搜刮百姓,這是有利於人民的事,很值得稱賞。應該交給有關部門,商議製訂相關條例。”同年四月,“初詔天下州縣,並置義倉”。這樣,每次賑災救撫之際,政府便派員前去慰問,開倉濟糧,這就保障了百姓基本的生存需要,使之不必再為逐糧而背井離鄉,流離失所了。同時,義倉製的設置又含有“羊皮出在羊身上”之義,雖賑撫了災民,昭顯了國家的恤民之意,卻又絲毫沒有加重政府的財政支出。義倉之製的設置,確實是一項高明之舉。

然而,災荒之襲,鋪天蓋地,僅有義倉一製,對於挽救掙紮在水深火熱之中的災民還遠遠不夠。為此,李世民又在其執政期間:發展了一種百姓之間的互救互助機製。這種機製的內在精神即是,當自然災害侵襲某一地區時,就安排此地居民到糧食豐收之地就食,勸導百姓互相救助。這種機製設置的靈感源自貞觀初年,當時關中地方大旱,而儲糧又少,因此為讓災民有所安置,官府就勸該地區的富裕之戶分糧於貧戶,實行相互支援以度災荒。李世民聞知之後十分讚賞,認為這樣做不僅可以實現救民於水火的目的,又可以“變澆薄之風,敦仁慈之穀。”於是他特別下令讓官員記錄那些德行仁厚的人,並免去他們一年的調稅。這樣一來,不僅安撫了災民,又倡導了仁厚之風,一時,百姓民風優異,成為各朝榜樣。李世民此舉,獲一箭雙雕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