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於李世民對賑災工作的重視，在貞觀初年，災荒嚴重，百姓極度貧困，四處乞討的情況下，卻毫無怨言，無不各自相安。到了貞觀三年，萊中地區糧食豐收，百姓便又都回到了自己的故鄉，而無一人逃散。李世民政策之得民心的程度。
對此，馬周的話可以給我們一個極好的解釋，他說：“自古以來，國家的興亡並不決定於積蓄的多少，惟在於百姓的苦樂。就拿近代之事驗證，隋朝國家糧倉洛口倉，後來為李密所擁有；王世充占據了東京洛陽的布帛之倉；西京西安的各種府庫後來也為我使用，至今還未用完。在貞觀初年，普天之下曆年遭災，但那時天下卻很安定。百姓知道陛下十分擔憂和憐愛他們，所以人人自安，不曾有半點怨言。”
李世民的種種憐恤之舉，大概也是皆出此意吧！
2.采取減輕負擔的措施
作為領導者，一定要能發現問題的實質，從根本上加以解決。李世民為此采取了一係列減輕百姓負擔的措施，力圖開拓天下新局麵。
隋煬帝橫征暴斂破壞社會生產，激化了社會矛盾，導致了隋朝的覆滅，這一切為李世民親見親聞，對他震動很大。鑒於這一深刻的曆史教訓，即位之後，他推行輕徭薄賦政策，以恢複民力。他明確指出：“隋煬帝求覓無已，內則淫蕩於聲色，外則剿人以黷武，遂至滅亡。朕睹此，但以清淨（靜）撫之。”所謂“清淨撫之”，就是減輕人民負擔，發展農業生產，使百姓“家給人足”。他意識到輕徭薄賦意義重大。“今省徭賦，不奪其時，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也就是說減輕徭役可以使農民不至於因服役而耽誤農時，可以全力以赴地搞好農業生產，從而使人民富庶而安康。
對於橫征暴斂之事，應當說李世民是有著深刻認識的。即位之初，他便對群臣說：“皇帝依賴於國家，國家依賴於人民。剝削人民來奉養皇帝，好像割肉充饑，肚子飽而身死，皇帝富裕而國家滅亡。所以做皇帝的禍患，不從外來，常從自身產生。皇帝貪欲強盛，浪費就嚴重；浪費嚴重，人民的賦役負擔就沉重；賦役負擔重，人民就愁怨；人民愁怨，國家就危險；國家危險，皇帝就會喪失天下；我經常這樣考慮問題，所以不敢放縱自己的欲望。”
貞觀初年，他又一次向大臣申明了自己的這一思想，並以割股啖腹之喻來自我警誡。他說：“身為一國之君，其治國之道，必須首先保障老百姓的生存利益，如果以損害老百姓的利益為代價來供奉皇帝一己之樂，那就好像割自己腿上的肉來充饑，肚子雖然飽了，可命也就沒有了。”
貞觀九年，他又一次闡明橫征暴斂的利害時說：“我近來讀周史和齊史，發現末代的亡國之主，作惡情況大多相類似。齊後主高緯特好奢侈，把所有府庫裏的財物都揮霍殆盡，以至於關市上都無不橫征暴斂。我常說這好比嘴饞的人吃自己身上的肉，肉吃光了，自己也就死了。國君賦稅斂取不停，老百姓被搜刮淨盡了，自己也就要滅亡了，齊後主就是這樣。”
正是在這種潛在的思想意識的一再警誡下，李世民在其執政期間，才處處以輕徭薄役為念，多次下達免賦詔令，並一再減輕百姓徭役負擔。
貞觀二年（628年）九月，突厥寇邊，有的大臣請求修古長城，調集百姓築堡設障，駐守邊境。對這種修長城防備邊患的老辦法，李世民不以為然，他知道秦代修長城勞民傷財，給百姓造成的災難有多大，所以他說：“突厥連年遭受天災人禍，頡利可汗不怕亡國滅種而不施仁修德，反而更加殘暴，以致內部分裂，骨肉相攻，離滅亡的日子不遠了。我正要為你們大家掃清沙漠，哪裏用得著勞擾百姓到遙遠的邊境地區去修築長城障塞呢？”
減免租賦，隻能暫時與民休息，而無法創造出新的物質財富，因而，隻能作為一種權宜之計來用。真正的長久之策，乃是盡量少征徭役，以使百姓減少勞役之負，從而有更多的時間去從事生產，大力增加社會財富。
租庸調製便是減免徭役負擔的一項重要措施。唐朝建立之初，這一製度便得以頒行，貞觀時期李世民又進一步加以修正。這種製度規定：受田戶每年每個丁男繳納二石粟，叫做“租”；每個丁男每年服役二十天，如果沒有或不服徭役則以絹代役，每天折合三尺絹，這叫作“庸”；根據各地的不同情況，每年每丁交納兩丈絹（或綾絕）、三兩絲綿；或者兩丈五尺布、三斤麻，叫做“調”。如果國家有特殊情況，需要丁男服役超過規定的二十天，稱為“加役”，凡加役十五天以上的，免除他的調；三十天以上的則全年的租、調全免。但加役也不許沒有節製，一年中通常的正役不得超過五十天。租庸調製內中含有可以絹代役或以庸代役之義，這樣，就不僅保證了國家的財政收入，也使百姓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選取服役方式，予以靈活變通。這樣他們就有可能免除或減少力役，以使自己有更多的時間從事農業生產。
隋煬帝時，以徭役繁重著稱。他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強製人民從事各種無償的勞役，“大興土木，濫用民力”，以致造成“耕稼失時，田疇多荒”，“百姓困窮，財力俱竭”。同時，他“驅天下以從欲，罄萬物而自奉，采域中之子女，求遠方之奇異。宮苑是飾，台榭是崇，徭役無時，幹戈不戢”，再加上三犯高麗，“大肆征調，轉輸之期”，終至“民不堪命，卒土分崩”，將人民推上了死路。親眼目睹了這一切的李世民，時時提醒自己盡克己欲，躬行節儉，而不敢輕用民力。例如，貞觀元年，本來想營造一座宮殿，材料都準備好了，但一想到秦亡的教訓，於是就“鑒秦而止”。貞觀二年八月，群臣再三建議營造一座高燥的台閣，以改善“宮中卑濕”的條件，但是李世民堅決不允許。貞觀四年，又對大臣們說：“崇飾宮宇，遊賞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勞弊之事，誠不可施於百姓。”
同年，李世民發卒修洛陽乾元殿，在大臣張玄素的勸諫下作罷，“所有作役，宜即停之”。貞觀五年（631年），李世民將修洛陽宮，民部尚書戴胄表諫：“亂離甫爾，戶口單弱，一人就役，舉家便廢。”他的話提醒了李世民，於是，李世民便賞而納之。
這樣力減大量“勞弊之事”，便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百姓在自己土地上勞動的時間，這無疑對經濟的複蘇極為有利。李世民所謂的“輕徭薄賦，務在勸農，必望民殷物阜，永給人足”的意圖也就不難實現了。
除此之外，李世民還大力運用法律手段，來對役使民工的行為加以限製。《唐律疏議》卷十六規定：“修城郭、築堤防，興起人功，有所營造，依《營繕令》，計人功多少，申尚書省，聽報始合役功。或不言上及不待報，各計所役人庸，坐贓論減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