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元年（618年）六月一日，李淵剛稱帝一個月，便命劉文靜和有識之士，修訂《隋開皇律令》。而且提出修改律令的原則是：“本設法令，使人共解，而往代相承，多為隱語，執法之官，緣此舞弄。宜更刊定，務使易知。”“務從寬簡，取使於時。”也就是立法不僅應當由繁而簡，而且應當去重從輕，律令的語言要易懂、準確，防止官吏在文辭上弄虛作假，要盡削隋朝的煩峻之法。同年十一月四日，頒新格53條，其中官吏受賄、犯盜、詐取官府財物之罪，不可赦；規定正月、五月、九月不行刑，因為這時正是春節、春耕、秋收的季節，行刑會影響正常的生活和生產。同時，又令左仆射裴寂、吏部尚書殷開山、大理卿郎楚之、司門郎中沈叔安、內史舍人崔善為等重新撰修律令。十二月十二日，又加內史令蕭、禮部尚書李綱、國子博士丁孝鳥等亦參加修訂。武德七年（624年）三月二十九日，《武德律》修成，仍為500條，僅刪除《開皇律》中的苛法53條，又新加53條，流刑的裏數各加1000裏，在流放地戴刑具服勞役，三流皆為一年。
李淵以隋朝為鑒，從中接受一條重要教訓，就是官吏貪贓受賄，枉法曲情，不但削弱官僚機器的效能，而且激化了社會矛盾。所以，他主張嚴懲貪官汙吏。在武德元年（618年）頒布的53條新格中規定對官吏受賄要嚴懲不赦。而《武德律》對受賄罪的懲處更詳盡，《貞觀律》、《永徽律》也都受其影響，一脈相承，其懲處的規定極為詳細。如主管長官非因公事而接受管內的財物，1尺絹笞40，1匹加1等，8匹判徒刑1年；接受財物而不枉法，1尺杖90，2匹加1等，30匹判加役流；接受財物而又枉法，1尺杖100，1匹加1等，15匹判絞刑。主管官員借本管內的財物，百日不還，也以受賄罪論。朝官出差地方，接受“送饋”，離職後接受舊僚佐的“饋與”，與都要給予處罰。不是主管官員因為牽連事情接受別人財物，1尺笞20，1匹加1等，10匹判徒刑1年。對行賄者也要給予處刑。
李淵不但在立法的過程中實行寬簡的原則，而且在執法的過程中亦注意寬簡。為此，他結合重大事件實行赦免。武德元年（618年）五月，李淵即皇帝位，大赦。武德四年（621年）七月，平定王世充，大赦百姓。武德七年（624年）四月，江南平定，大赦天下。武德九年（626年）六月，立李世民為皇太子，大赦天下。
李淵有時也親自審查囚犯，了解是否有冤案或錯案。武德二年（619年）二月，武功人嚴甘羅因搶劫，被官吏逮捕。李淵審訊他，問為什麼要搶劫，嚴甘羅毫不回避地說：“饑寒交迫，所以為盜。”嚴甘羅的回答使李淵受到很大震動，管仲在《管子·牧民》篇中說：“倉廩實，則知禮法；衣食足，則知榮辱。”隻有使百姓免於凍餒，然後才能談得上禮義法度，如果不注意發展生產，而空談禮法，社會永遠也不會安定。孟子教晦要“製民之產”，使每家能有5畝之宅，100畝之田，使其足以事父母，養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這樣才能使他們走向善良，遵守禮法。他內疚地說：“吾為汝君，使汝窮乏，吾罪也。”遂命將其釋放。武德四年（621年）、武德八年（625年），他兩次親審囚徒，多有寬恕。
可見，李淵在領導與管理中，時刻注意落實他的“有典有則”的主張。
7.擇善任能，推賢進士
有能力、有賢識者一定要重用。此為領導學的人才要義。
李淵總結曆史上王朝興亡的教訓，認為“擇善任能，救民之要術；推賢進士，奉上之良規。”這是強調人才的作用，對於如何造就人才，他認為關鍵是要通過學校進行培養教育。“自古為政，莫不以學，則仁義禮智信，五者俱備，故能為利博深。”所以，他對教育頗為重視，極力把學校辦成封建官吏的養成所。大力興辦學校，建立較完備的教育體係。
武德元年（618年）五月，李淵稱帝後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令在長安設置國子學、太學、四門學，招收學生300餘人；郡縣也要設學校，招收學生。十一月，詔命於秘書省外別立小學，讓皇族子孫及功臣子弟入學。
教育的行政管理機關初稱國子學，設祭酒一人，從三品，掌管學校的訓導政令，每歲終考核學官的教學訓導成績，主持學生的畢業考試。設丞一人，從六品下，掌管學校的日常行政管理。還有主簿一人，從七品下，掌管印章，管理學籍。教師有博士分經主講；助教輔助博士分經講授；直講協助博士和助教講授經術。
教學內容和各門課程的學習年限有明確規定：《禮記》3年，《春秋左氏傳》3年，《易經》2年，《詩經》3年，《尚書》1.5年，《春秋公羊傳》1.5年，《春秋穀染傳》1.5年，《孝經》、《論語》共1年，《周禮》2年，《儀禮》2年。同時學習書法，每日寫字1幅，學習時務策，讀《國語》、《說文》、《三蒼》、《爾雅》，另外還學習吉、凶二禮。另外設有專科學校，開設各種專業課。書學：是專攻書法的學校，學《石經三體》3年，《說文》2年，《字林》1年。算學：是專攻數學的學校，學習分為二組：第一組的學習《孫子算經》、《五曹算經》共1年，《九章算經》、《海島算經》共3年，《張丘建算經》、《夏侯陽算經》各1年，《周髀算經》和《五經算術》共1年。第二組學生學習《綴術》4年，《緝古算經》3年。《記遺》、《三等教》兩組皆兼習之。
各類學校的教學方法，一般是先讓學生熟讀經文，然後由教師講授，並強調教師的講授要提其綱要，博大精深，同時兼有答疑和討論。平時考試在旬假前一天舉行，每月考試3次，年終考試在仲冬前舉行。考試分筆試和口試，成績分上、中、下3等。在州縣學校的年終考試時當地的長官必須親臨考場監試。
學生每10天放假一日，稱“旬假”。五月放“田假”、九月放“授衣假”。學校內嚴禁喧鬧，但可以彈琴和習射。對無理取鬧，不接受師長教訓和超假者，皆令其退學。3次年終考試為下等，或學業無成就不能貢舉者，也令其退學。
學校對教師有嚴格要求，博士和助教每講授課程必須講完，不得中途停講改業，年終要統計講課多少，效果如何然後評出講課的等級，作為升遷的依據。
還把學校管理的如何，作為考核學官的重要內容，所謂“訓導有方，生徒充業，為學官之最。”並要求州縣長官必須過問學校的大事，如學生的入學要由州縣長官審批。
另外，各鄉裏也辦學，還允許私人辦學，其畢業生可以參加科舉考試。
武德二年（619年）六月，詔令在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季要尊祭。命尋訪他們的後人，當授於爵位。詔書對教育的作用，周公、孔子的貢獻進行闡述。
武德四年（621年）正月，新年一開始，便在門下省置修文館。內設大學士、學士、直學士。講論諸經文義，商討政事。並招收學生30人，主要是貴族子弟，在此攻讀學業。
武德七年（624年）二月，李淵為表示對教育的重視，弘揚儒學，帶領五晶以上的朝官視察國子學。首先由李淵主持祭周公、孔子，然後由國子學祭酒講學。講學之後，開始辯論經義。學官和大臣之間互不相讓，各抒己見，往往爭論得麵紅耳赤。李淵又詔以周公為先聖，以孔子為配祀。
武德九年（628年），詔改修文館為弘文館。
李淵不但較重視教育，對其他文化事業也頗為重視。大業十三年（617年）十一月，李淵攻克長安，立即命主符郎宋公弼收集圖書典籍。武德四年（621年）五月，唐軍攻克洛陽，授命房玄齡收聚隋朝的藏書。次年，由司農少卿宋遵貴負責將書運往長安，可惜運書的船隻行經砥柱時，8000多卷書籍多被漂沒，存者十不一二。李淵采納令狐德菜的建議，詔令用重金收購書籍，並組織人員繕寫，數年間群書略備。至武德九年（626年），在弘文館共收聚四部書20餘萬卷。搶救了大批文獻典籍，使一些重要書籍得以保存下來。
武德七年（624年）九月十七日，給事由歐陽詢奉敕編撰的《藝術類聚》書成，共100卷。內分天、歲時、地、州、郡、山水、符命、帝王、後妃、儲宮、人、禮、樂、職官、封爵、政治、刑法、雜文、武、軍器、居處、產業、衣冠、儀飾、服飾、舟車、食物、雜器物、巧藝、方術、內典、靈異、火、藥香草、寶玉、百穀、布帛、果、木、鳥、獸、鱗介、蟲豸、祥瑞、災異等46部。每部下又分若幹細目，全書共727目，約100萬字。書中所引用的有關經、史、子、集各類古籍1431種。此書所收的內容上白天文，下至地理，旁及社會生活，科學技術、文化知識、無所不收，實為一部百科全書。
李淵也很重視修史，以古為鑒。武德初年，在秘書省設史館，負責修史工作。
武德四年（621年）十一月，起居舍人令狐德栗對李淵說：“近代以來，多無正史，梁、陳及齊，猶有文籍。至周、隋遭大業離亂，多有遺闕。當今耳目猶接，尚有可憑，如更十數年後，恐事跡煙沒。陛下既受禪於隋，複承周氏曆數，國家二祖功業，並在周時。如文史不存，何以貽鑒今古？如臣愚見，並請修之。”李淵覺得他說得很有道理，修史提供借鑒，這是有利於人的功業。於是，詔命中書令蕭、給事中王敬業、著作郎殷聞禮修《魏史》；侍中陳叔達、秘書丞令狐德菜、太史令庾儉修《周史》；中書舍人顏師古修《隋史》；大理卿崔善為、中書舍人孔紹安、太子洗馬蕭德言修《梁史》；太子詹事裴矩、兼吏部郎中祖孝孫、前秘書丞魏征修《齊史》；給事中歐陽詢、秦王文學姚思廉可修《陳史》。在詔書中一再強調，修史的原則為“務加詳核，博采舊聞，義在不刊，書法無隱。”他遺憾的是這些史書還沒有修成，自己便退位做了不問政事的太上皇。
李淵很注意借鑒曆史的教訓，感到魏晉南北朝以來的“九品中正製”弊病太多。這種製度是以門第為標準選拔官吏，結果是門閥世族壟斷了擇官的大權，隻重門第，不重人才，造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局麵。出身寒門的有才之士被排斥，家世顯貴的庸才卻得高官，朝中擠滿腐敗無能之徒。而且由於世家大族把持擇官的大權，門生故吏滿天下，往往仗勢對抗朝廷。所以，他決定廢除“九品中正製”，通過科舉考試的方法選拔官吏。
武德四年（621年），戰爭形勢發生很大變化，關中和巴蜀地區已經鞏固，平定了薛舉、李軌、劉武周，洛陽戰事大局已定，全國統一已經提到曆史的日程上來。他認為推行科舉製的時機已經成熟。於四月十一日，敕命各州縣學的學生或自學者，學業有成、為鄉裏所稱讚，可參加明經、秀才、俊士、進士等科目的考試。先由各縣考試合格，然後由州的長官審核，取成績上等者，每年十月隨朝集使一起赴京師參加考試。同年七月，平定王世充，大赦天下，詔令：“奇才異行，隨狀薦舉。”
武德五年（622年）三月，又下詔獎勵有才能者自舉，並根據才能加以任用。
武德八年（625年），取秀才1人，進士5名。李淵在位9年，由於處在戰爭狀態，僅舉行4次科舉考試，取進幹19人，秀才4人，俊士14人，上書拜官1人。雖然取士人數不多，但奠定了唐朝用科舉製度擇選官吏的基礎。這不僅為封建官僚機構輸送了人才，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善了封建官僚集團的文化狀況。因為科舉是當時人們走上仕途的重要途徑之一，個人的前途，家族的興旺都與科舉有關。所謂“三百年來科第之設，草澤望之起家，簪紱望之繼世。孤寒失之，其族餒矣；世族失之，其族絕矣。”而要科舉及第，就得有才學，才能和學識成為走上仕途的敲門磚。這樣就造成一種崇拜科舉、注重學識的風氣，人們為了一線的希望，埋頭讀書。所謂“父教其子，兄教其弟，無所易業。”這些措施從客觀上促進了唐代文化的發展。
8.從精神之道入手加強控製控製之術離不開精神指導。抑製佛教的泛濫和尊崇儒學是一個問題的兩方麵，都是為了加強皇權。
唐初，最早反佛的是傅奕。傅奕是相州鄴（今灑北臨漳西）人，隋末李淵為扶風（治所在今陝西鳳翔）太守時即與其相識，李淵建唐稱帝後，先以其為太史丞，後為太史令。武德七年（624），他上疏建議滅佛。他認為佛教宣傳“不忠不孝，削發而揖君親”，佛經是“妖書”，他迷惑百姓，使其相信因果報應：“布施一錢，希萬倍之報，持齋一日，冀百日之糧。”有些愚昧之人，“造作惡逆，身墜刑網，方乃獄中禮佛，口誦佛經，晝夜忘疲，規免其罪。”這是“乃追既往之罪，虛規將來之福”，完全是欺騙。
在傅奕看來，“且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乃謂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雲有佛。”這是“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為害政，良可悲矣！”顯而易見，傅奕認為佛的作用和君主的權力是相互對立的。人的生與死是自然現象，刑德威福是人力所致。視富貴貧踐為佛的作用就是竊奪了君主的權力，為害於政。他還說：“禮本於事親，終於奉上，此則忠孝之理著，臣子之行成。而佛腧城出家，逃背君父，以匹夫而抗天子，以禮體而悖所親。”是“無父之教”。為了尊君奉親，以行忠孝，他主張“今之僧尼，請匹配，即成十萬餘戶，產男育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自然盈國，可以足兵”。這樣一來，“四海免蠶食之殃，百姓知威福所在，則妖惑之風自革，淳樸之化還興。”實際上這是以行忠孝的手段，達到鞏固唐朝政權的目的。這是儒家思想的根本所在。由此可見，佛教和儒家思想的衝突是政治上的分歧，正因為這是事關唐朝政權的問題，所以，李淵接受了這個建議。後因玄武門之變發生，才未能徹底實施。李世民即位後，傅奕又向太宗說：佛教“於百姓無補，於國家有害。”也得到了太宗的讚同。
李淵對傅奕的建議雖然未曾徹底實施，但他和傅奕的思想是一致的。他尊崇儒學，正是和傅奕不謀而合的地方；他同意反佛，是為儒學的發展創造有利條件。因此，反佛和崇儒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麵。
春秋戰國時期道家學派的代表是老子，他主張宇宙間的萬物都源於神秘玄妙的“道”。“道”無形無名，自然無為，既不能被看見摸到，又不可言說，是天地開辟之前宇宙渾沌混一的原始狀態，是超越現實世界一切事物的宇宙最高法則。由道化生出最初的元氣物質，元氣分為陰陽，陽氣上升為天，陰氣下凝為地，天地陰陽衝和交感生成萬事萬物，而人為萬物的靈長。道教淵源於古代的巫術，先秦時的陰陽五行學說，秦漢時的神仙方術，東漢時開始形成。道教繼承了道家的思想，並把“道”神化為具有無限威力的宗教崇拜偶像，成為具有人格的最高神靈。“太上老君”（即老子）便是“道”的化身。道教相信人經過修煉可以長生不死，成為神仙。東漢時張道陵倡行“五鬥米道”，奉老子為教主，奉《道德經》為主要經典。中經三國、兩晉、南北朝得到進一步發展。
李淵出身於關隴世族，但與山東世族、江東世族相比，其社會地位還有很大差距。李淵為抬高李氏的門第，尊道教祖師老子李聃為自己的祖先，稱自己是神仙後裔。借以製造“君權神授”的輿論。一些道教上層人士為迎合李淵，也到處製造“老君顯靈”降授符合的宗教神話。
道教茅山派的第十代宗師王遠知，據說曾密告李淵將受符命。
樓觀台道士岐暉，雖入道脫俗，卻關心時局。大業七年（611年），隋煬帝親駕攻戰高麗，把社會經濟推向絕境。傳說他對弟子雲：“天道將改”，還預言：“當有老君子孫治世，此後吾教大興。”
武德三年（620年），相傳晉州（今山西臨汾）人吉善行，在浮山縣羊角山見一騎白馬的老者，對吉善行說：“為吾語唐天子，吾汝祖也，今年平賊後，子孫享國千年。”據說白馬老者就是太上老君。李淵聽到吉善行的奏言，便在羊角山立廟祭祀宗祖老君，改浮山縣為神仙縣。
武德七年（624年），曾當過道士的太史令傅奕上疏請廢除佛教。他從維護封建倫理、道德出發，指斥佛教不講君臣父子之義，對君不忠，對父不孝；痛斥他們遊手遊食，不從事生產，剃發易服逃避賦役，剝削甘姓割截國貯；指出佛教帶來的危害，使百姓通識者少，不察根由，信其詐語。李淵為壓抑佛教，推崇道教，讓群臣討論。太仆卿張道源支持傅奕。中書令蕭反對說：“佛，聖人也。傅奕的議論，誹謗聖人無法，請處以嚴刑。”傅奕駁斥說：“禮本於事親，終於奉上，此是忠孝之理，臣子之行成。而佛愈城出家，逃跑背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以繼親而悖所親。蕭乃遵天父之教！”蕭無法回答，但合掌說：“地獄所設，正為此人。”李淵同意傅奕的觀點，以此壓製佛教，推崇道教。
武德八年（625年），李淵親撰《大唐宗聖觀記》刊於石。同年，正式下詔定三教次序：道教最先，儒教次之，佛教最後。道教由於得到李淵的尊崇，處於至高無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