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商是中國特有的經濟現象，也是中國經濟一大特色。何謂儒商？一日商，儒商是以儒家理念為指導的、從事商品經營活動的商人。二日溫，儒商是溫文爾雅之輩，是指有較高文化素養的、即把“商”的職業和“儒”的倫理品德結合起來的人。魯夫莽士何其粗野，不配稱儒商。三日儒，經商講義利，講仁德；生財講大道，這是最為重要的，是儒商本質之所在。儒商最重義利，最重仁德，是有儒家道德觀和價值取向的的企業家。
戰國範蠡（Ii）經營越國，十年富國，幫助越王勾踐雪會稽之恥。他在一個叫陶的地方搞經營大獲成功，被稱為陶朱公，十九年積聚三千金，但範蠡卻“好行其德”，把所得分散給貧窮的鄉親。
與範蠡同時代的白圭更是個如雷貫耳的名字。他的事跡至今為人們的津津樂道。白圭是群雄並起的戰國時代人，祖籍初周（今河南洛陽）。他曾任魏國之相，又在秦國做過官，後來棄官從商，成為一名商界巨子。白圭經商發達得益於他善於把握商機。在他看來，及時了解市場行情，是在商場立於不敗之地的關鍵。白圭為自己製定了一件經營宗旨：“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熟取穀，予之絲漆；繭出取帛絮，予之食。”意即：在糧食收獲時節，這時大量新穀登場入市，市場處於飽和狀態，糧價自然下跌。此時，白圭便不失時機地大量收購糧食；同時，將農民所需要的各種絲織品、漆等生活用品賣出去。待到來年市上場因糧食青黃不接糧價上揚時，白圭便將庫存的糧食賣出。
白圭不同於那些囤積居奇，在荒年以儲存的糧食牟取暴利的奸商。他反對在糧食緊缺時蓄意哄抬物價。在經營穀物時，白圭以薄利多銷為原則，照顧到農民的利益。他提出：“欲長錢，取下穀。”意即糧食是人們賴以活命的必需品，隻能取微薄利潤，然而進出的數量大，亦能獲得可觀的利潤。他還主張“長石鬥，取上種”，意思是將顆粒飽滿的穀物作種子，在賣出時售價可適當高一些，這有助於提高糧食產量。他還強調，一旦出現機遇，就要迅速把握，果斷出擊，“趨時若猛鷙鳥之發”，意即在捕捉商機時要像凶猛的鷹撲向獵物一般果斷，毫不猶豫。
白圭因經營有方而富甲天下，然而他在生活上毫不奢華擺闊，始終過著簡樸的生活。《史記》介紹，白圭一貫“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而對於下人僮仆能“同苦樂”。這種難能可貴的操行，正是儒商風範的體現。
從個人道德修養上來說，儒商是君子。不取不義之財，這是最基本的一條。“君子喻於義”，提倡“見利思義”，主張：“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儒商必然講仁義，必須守信用。儒商不做“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事，為富為仁，有崇高的奮鬥目標，對於建立一個和諧的人類社會有巨大的現實作用。而奸賈則是見利忘義的小人，他們為了獲取利潤，不惜損人利己，違法違紀。他們的經商行為經常違反國家可持續發展的發展戰略，對市場采取的是投機的手段，對顧客采取的是弄虛作假的欺騙手段，對企業員工采取的是逼迫壓榨的手段，對自然界采取的是掠奪性開發破壞自然環境的手段。
儒家管理遵循的是以人為本的管理原則，把人當作經營中最根本的、能動的因素，並通過對人在精神上和物質上的關心和激勵去調動員工的積極性，實現對物的有效利用，創造出優化的經營業績。
在管理上，儒商崇尚的是“賢主勞於求賢，逸於治事”的用人思想，“聖人治吏不治民”的指揮思想，“人君崇明不貴察”的控製思想等等，此皆以人為本，以人為中心。如日立公司的經營信條是“事業即人”，豐田的口號是“既要造車，也要造人”，鬆下主張“造物之前先造人”。這些人本管理思想都來源於“仁者愛人”的儒家思想核心。
運用儒家的重人、重信、重義、重情的精神對員工進行管理，督促其實現管理目標，是儒商管理手段的特點。儒商的管理思想認為，讓員工幹好，不如讓員工心甘情願地自己幹好，使他們在廠同在家裏一樣，把廠家的事當成自家的事。
製度管理在現代企業管理中非常重要，但也離不開情感的因素。中國的儒家管理以“求善”、“求治”為目標，恰恰非常強調心理的作用，依靠領導者“身教”的榜樣力量和道德感召力來調動和團結全體群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