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定公問孔子：“一句話就可以使國家興盛，有這樣的話嗎？”孔子答道：“不可能有這樣的話，但有近乎這樣的話。有人說：'做君難，做臣不易。'如果知道了做君的難，這不近乎一句話可以使國家興盛嗎？”魯定公又問：“一句話可以亡國，有這樣的話嗎？”孔子回答說：“不可能有這樣的話，但有近乎這樣的話。有人說過：'我做君主並沒有什麼可高興的，我所高興的隻在於我所說的話沒有人敢於違抗。'如果說得對而沒有人違抗，不也好嗎？如果說得不對而沒有人違抗，那不就近乎於一句話可以亡國嗎？”對於魯定公的提問，孔子實際上作了肯定性的回答。他勸告定公，作為一個國君，說話一定要謹慎，而且還要兼聽則明。否則，無論是國君的一句話不當，還是臣下的話有誤，都有可能導致亡國喪天下的結局。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企業的成敗不但是老板的責任，也是全體員工的責任。但是，作為一個企業的管理者，更感到責任重大。
慎言和兼聽是管理者必備的領導修養，一方麵，管理者不能在沒有調查研究的情況下瞎指揮；另一方麵，管理者在了解事實真相時必須做到“兼聽則明”。
從前有一個人，從魏國到楚國去。他帶了很多盤纏，雇了上好的車，駕上了駿馬，請了駕車技術精湛的車夫，就上路了。楚國在魏國的南麵，這個人不問青紅皂白讓駕車的人趕著馬車一直朝北走去。那個魏國人不聽別人的指點和勸告，仗著自己馬快、錢多、技術精，朝著相反方向一意孤行。他跑得越快，離目的地越遠，因為他的大方向錯了。
作為企業的管理者，應該特別慎言。員工出於對管理者的尊敬，而很容易把管理者的話奉為聖旨一樣，服從命令，堅決執行。
如果管理者的話是錯的，那麼，造成的後果自然也會有錯誤的執行，而且執行力越強，失誤就會越大。
康熙年間，占據台灣的鄭成功之子鄭經也乘吳三桂、耿精忠、尚之信先後起兵反清之際，渡過海峽，占領了泉州、漳州、溫州等地。消息傳到北京那天，康熙皇帝正率領諸皇子在暢春園練習射箭。康熙得到報告後，似乎毫不介意，繼續教皇子們射箭，隻說了句：“知道了。”不一會兒，戰報又來，說鄭氏軍隊正在攻打台州。
康熙仍然沒有停下來，輕描淡寫地說：“知道了。”又過了一會兒，戰報報告了更壞的消息：整個台州失陷了！康熙皇帝仍然不慌不忙地指揮皇子們射箭。諸皇子都沉不住氣了，放了弓矢跪在康熙麵前，請求父皇降旨，指揮退敵。康熙鎮靜自若，喚起了諸皇子，要他們繼續練習射箭。皇子們不敢抗旨，但心裏充滿了疑惑。射畢回宮後，康熙把皇子召到跟前，對他們說：“福建離京有數千裏之遙，消息傳遞需要時間不說，盲目地指揮前方的將領，那聖旨怎能完全符合當地的情形呢？前方督撫如果不遵旨而行吧，是違抗聖旨；遵旨而行吧，就難免誤事。平時派遣督撫鎮守地方，就是為有事讓他們及時采取相應對策。如今不降旨，正是為了讓督撫便宜行事啊。”諸皇子恍然大悟。不久，“三藩之亂”平息，台州也被收複，鄭氏軍隊全部撤回了台灣。這件事充分體現了康熙皇帝謹言慎行、領導有方的作風。
在一些企業內部，企業家就是英雄，具有無上的權威，一般都把持著決策大權。從某種意義上說，他是老總，他占有的信息量多，他能夠站在全局的高度，多角度多層次的分析思考問題，他有豐富的決策經驗，所以他成為主要的決策者或決策的主導者，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所以，一些企業在重大決策時，雖然以開會的形式進行討論，但實質上與會者囿於管理者權威或者對決策者的崇拜，並沒有發揮真正作用，最終還是成了“一言堂”。
事實上，作為管理者無論你有多大的權威，也必須讓下屬獨立自主地發表個人意見。管理者不得用行政手段幹擾。根據客觀事實，才能得出科學結論，才具有科學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