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管理者的角色和領導者的角色由一個人扮演，但是，根據現代企業管理的發展趨勢來看，一般這兩個角色不應該有一個人去扮演，因為現代的企業管理要求具備團隊的作用和合作的機製，以保證大規模的企業良好運轉。
管理者和領導者是截然不同的兩類人。在動機、成長曆程以及如何思考和行動方麵，二者有很大差異。
第一，管理者注重理性和控製，他們是問題解決者。成為管理者既不需要天才，也不需要英雄主義，隻要你堅持不懈、工作勤奮聰明睿智，有分析能力、忍耐力和良好的願望。
第二，管理者設立目標是為了完成管理任務，而領導者則主動設立目標，並以極大的熱情去實現目標。
第三，管理者傾向於把工作當成一種促成過程，而領導者對長期存在的問題，首先會創造性地給人們描繪出振奮人心的遠景，然後才製訂解決方案。
第四，在麵對機遇時，領導者的個性決定了他們會主動冒險，而管理者則較為保守。
第五，在與其他人的關係上，管理者尋求合作，這是因為管理者關心的是如何做事，而領導者關注的是事件和決策對於參與者有何意義。
第六，為了調和出雙贏的狀態，管理者往往把別人的注意力轉向如何作決策，而不是作什麼樣的決策；在領導者主宰的組織中，人際關係常常顯得混亂和緊張。但是這樣的氛圍也會鼓足人們的幹勁，產生意想不到的結果。
第七，管理者一直過著相對安寧的生活，對所處的環境有歸屬感；而領導者是“生而處艱”，他們一直在為獲得某種秩序感而奮鬥，深感與所處的環境格格不入，他們希望變革並且尋求變革。
領導處於“君王”的地位，而管理者處在“臣子”的地位。君臣關係，也是一種上下級關係。
既然談到了君臣關係，使我們想起曆史上很多著名的君臣關係，如齊桓公與管仲，劉邦與蕭何，劉備與諸葛亮，唐太宗與魏征。
創建齊國霸業的是齊桓公，但他的事業是和管仲分不開的。管仲在齊國所推行的改革措施都是出於管仲的建議。他輔佐齊桓公四十年，大搞改革開放，招商引資，推行富國強兵之策，使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成就霸業，成為春秋首富之國。
管仲臨終前，桓公在病榻之前請他推薦誰來接替相位。管仲說：“知臣莫如君。”齊桓公問：“你看易牙這個人怎麼樣？”管仲說：“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齊桓公再問：“你看開方這個人如何？”管仲說：“背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齊桓公又問：“那你看豎刁這個人行不行？”管仲說：“白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說的“非人情”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說，這三個人的作為，都是違背了人之常情常理，完全是反常行為。
正如孔子所說：“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孔子的意思是：赤手空拳和老虎搏鬥，徒步涉水過河，死了都不會後悔的人，我是不會和他在一起共事的。我要找的，一定要是遇事小心謹慎，善於謀劃而能完成任務的人。
管仲為齊桓公出謀劃策，可以說是盡忠，但是，齊桓公表麵答應，事實上並沒有堅持聽從管仲的話，可謂失禮，沒有把自己的承諾堅持到管仲死後。結果，齊桓公還是重用了易牙、開方、豎刁。
這三個人在齊桓公的兒子中拉幫結派，爭權奪利，互相殘殺，造成齊國大亂。齊桓公病餓而死，競有兩個多月無人收殮，蛆從房裏爬出也無人管，豈不悲哉！管仲作為管理者，盡到了自己的職守，而齊桓公作為一國的導者，卻沒有遵守自己的承諾，不聽從管仲的忠心勸諫，使用了違反人情事理的人，結果，以失敗告終。
子日：“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意思是說：“對待上級和工作，應該把敬業放在首位，把'俸祿'的事情放在後邊。”唐代的著名的諫諍之臣魏征就做到了這一點。唐太宗對忠諫之臣魏征的禮遇，使他獲得了“貞觀之治”的偉大政績。魏征是唐朝著名的諫諍之臣，因為經常給唐太宗提意見，讓唐太宗很難堪，心裏也很不好受。一日，唐太宗怒氣衝衝地回到後宮對皇後長孫氏說：“總有一天，我要殺掉這個鄉巴佬！”長孫皇後忙問殺誰，太宗說：“魏征常常在朝堂上當眾刁難我，使我下不了台。”皇後聽了連忙向太宗道喜說：“魏征之所從敢當麵直言，是因為陛下乃賢明之君啊，明君有賢臣，歡喜還來不及，怎能妄開殺戒呢？”太宗恍然大悟，此後更是“勵精政道，虛心納諫”。對魏征倍加敬重和禮遇，魏征也進諫如故，思竭其用，知無不言，從不畏龍顏之怒。這樣一來，君臣合壁，相得益彰，唐太宗也獲得了善於聽取意見的美名。唐太宗與魏征正是君臣關係的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