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禮”是超越製度的自覺性
《論語·顏淵十：》顏淵問仁。
子曰：“克己複禮為仁。一日克己複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日：“請問其目。”子日：“非劄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日：“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顏淵問怎樣做才是仁。孔子說：“克製自己，一切都照著禮的要求去做，這就是仁。一旦這樣做了，天下的一切就都歸於仁了。實行仁德，完全在於自己，難道還在於別人嗎？”顏淵說：“請問實行仁的方法。”孔子說：“不合於禮的不要看，不合於禮的不要聽，不合於禮的不要說，不合於禮的不要做。”顏淵說：“我雖然愚笨，也要照您的這些話去做。”禮是一種規矩，一種行為規範或製度。禮是仁的表現形式。實現仁德的目的，就要有相應的規章製度。規章製度是人的一種行為規範，是約束人的行為的工具。但是，孔子的主張並不是通過約束來把人管死，而是通過“克己”來實現製度的目的。禮是實現“仁”的管理目的的一種手段，儒家思想認為，一旦人們都知道克製自己的行為，那麼所有對人的束縛也就形同虛設，這也許是自覺的可貴之處，就可以使管理達到一個製度人性化、員工自覺化的理想境界。
宋代名臣富弼克己奉公，為官清正，很有廉潔的名聲。《宋稗、類鈔·品行》記載，富弼出任樞密使時，宋英宗趙曙剛登上天子的寶座。趙曙上台後，將父親仁宗皇帝的遺留器物，都拿來賞賜給朝廷重臣。眾臣叩頭感謝領賞之後，一起告退。趙曙卻單獨請富弼留下，又在慣例之外，特別賞賜他幾件器物。富弼先叩頭謝恩，然後就堅決推辭不接受這份額外的賞賜。趙曙有些不高興地說：“這些東西又不值什麼錢，你沒有必要推辭呀！”富弼懇切地說：“東西雖然很微薄，但關鍵是額外所賜。大臣接受額外的賞賜而不謝絕，萬一將來皇上做出什麼例外的事來，憑什麼勸諫呢？”最終，富弼還是推辭掉了這份賞賜。
宋英宗的額外恩賜，並沒有違反相關的製度，但是富弼還是不肯接受，這就是他高度自覺地實施克己複禮的行為。因為，如果他接受禮物，就等於和群臣拉開了距離。一個管理者，如果不能和同事、部下、員工打成一片，彼此隔閡，心存芥蒂，就會嚴重影響管理者和員工的溝通，從而影響管理效果。雖然富弼的做法根本不會涉及製度的違反，但是，他出於管理的需要，克製自己的做法，超越了製度的約束，體現了一個管理者應該具備的修養。他對於“禮”的實踐，是一種超越製度的自覺性。
這個故事從另外一個方麵說明了自覺勝於製度的事實，如果每一個員工都能想工作之所想，急工作之所急，那麼，員工就不是一種被迫服從管理的狀態，而是煥發出一種積極主動的精神，他們的工作一定能比製度規定的做得更好。
“克己”成為孔子眼中道德本體提升的關鍵因素。“克己”是一種內在的情感意誌不斷升華所達到的精神境界，是個體內在的道德意識，而不是外在的規章製度。一個人能否具有“仁”的德行，決定於道德本體能否從自己內在思想出發，並付諸行動之中。所以孔子才說：“為人由己，而由人哉？”隻有“為人由己”地自覺工作，才能實現最佳的業績。在芬蘭，有一家叫索爾的清潔公司，其管理方式很有特點。索爾清潔公司有2500名職工，主要業務就是提供清洗服務、清潔服務、處理垃圾、出租清潔織物等。服務對象有機場、醫院、商店、食品店、製藥廠倉庫、地鐵車站、公司企業、辦公機構等。在芬蘭21個城市設有1000多個服務點，營業額在800多家同行公司中排行第二。
索爾職工常常一個人在沒有任何監督的情況下獨立工作，自覺地為客戶提供優質服務。該公司總經理莉薩女士認為，這種狀態關鍵在於采取了“成果領導方式”。這種方式是由領班和清潔工根據工作計劃自定工作指標，而公司監督指標的完成情況。公司隻看成果，不看工時，根據工作成果向職工付酬，結果員工各個自覺自願，在工作中自己管理自己，克製自己，從而達到良好的工作效果。
索爾公司之所以取得了良好的業績，主要是其管理的觀念發生了變化。通過看成果和實效的管理方式，使員工達到了一種自覺，而正是這種自覺產生了巨大的工作熱情。
人必須有克製自己的能力，通過克製自己不好的行為和想法，從而達到自覺的境界。自覺的主動的工作態度對工作和員工本身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現實生活中，對待工作和事業，有的人充滿熱情、積極主動；有的人卻馬馬虎虎、消極被動。這種態度上的差別，往往與人們的認識水平和思想境界密切相關。從一定角度看，能不能夠克己複禮，關鍵就在於員工是不是達到了自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