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王問名醫扃鵲：“你們家兄弟三人，都精於醫術，誰的醫術最高呢？”扁鵲答道：“我大哥最好，二哥次之，我最差。”文王再問：”“那麼為什麼你最出名呢？”扁鵲答：“我大哥治病，是治病於病情發作之前。由於一般人不知道他事先能鏟除病因，所以他的名氣無法傳出去。我二哥治病，是治病於病情初起時。一般人以為他隻能治輕微的小病，所以他的名氣隻及本鄉裏。而我是治病於病情嚴重之時。一般人都看到我在經脈上穿針管放血、在皮膚上敷藥等大手術，所以人們都認為我的醫術高明，名氣因此最大，遠涉全國。”從管理控製的角度看，事後控製不如事中控製，事中控製不如事前控製，做到防患於未然。可許多經營者因忙於各種事務，往往隻能是事後控製，結果是越來越忙，越忙越亂，越亂越忙。企業的管理成本越高，進而導致企業的經營成本也越高，甚至無法維持經營。能幹的人把工作做到一般人們看不見的地方，因此致使許多領導和老板看不到“攻乎異端”的人的能力和功勞，卻認為誰最忙誰就是最好的，誰能“救火”誰就是英雄，這正是世界上永遠沒有“防火”英雄的原因。很少有管理者能認識到“救火”是一種亡羊補牢的行為，頂多是從狼嘴裏奪羊的“英雄”壯舉；而“攻乎異端”的人，因為做到了“防火”而顯得業績平平，甚至有管理者認為“本來如此”而忽視。
這使那些做到點兒上的人以及做表麵文章的人受到了肯定和表揚。深入分析：“救火”者大張旗鼓、轟轟烈烈，“防火”者默默無聞，無人知曉；“救火”者救的是一時，“防火”者無時不在防；“救火”者所做的工作是補救，是減少損失，“防火”者所做的是預防，是不造成損失。這並不是說“救火”不重要，而是說要做好“防火”工作，從根本上不讓“火災”發生，也就談不上減少損失問題。
東漢宣帝時（公元前七十三年），徐福三次向皇帝上書：霍光家族生活奢靡，陛下如愛護他，應給予抑製，以免走上敗亡。後來（公元前六十六年）霍家果然叛亂被除，許多人因為平叛霍家有功，而被封為諸侯。於是，有人替徐福上書：徐福在霍家沒有叛亂之前，曾三次上書提醒霍家可能會發生的叛亂，請求防範杜絕。如果當時皇上采取了行動或措施，或許今天就用不著分封土地來封賞這些平亂的人了。因此，希望將徐福位居那些平亂有功人之上。於是漢宣帝就傳令把徐福請來坐上座，記頭功。
徐福的功勞就是他具有“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的智慧，雖然漢宣帝當時沒有認清徐福對於“異端”的警告，並采取相應的措施，防止霍光家族的“叛亂烈火”，但是，漢宣帝能夠在平叛之後認識到這一點，並嘉獎徐福的舉動，也算是開明的管理者了。在這個故事中，我們可以體會到，能夠做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的管理者確實是難能可貴的一等人才。
七、員工關注的問題即症結所在
《論語·衛靈公第十五》子曰：“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一日，孔子正在給學生們講課，忽聽門外吵吵嚷嚷，孔子於是停止了講課，對子路說：“子路，你去看看是怎麼回事。”其他的門生都感到很詫異。有一個門生說：“老師，咱們還是繼續講課吧，管他外邊是什麼事情呢！”孔子不愧為是教化的大師，他微微一寒說：“大家都厭惡的事情，我必須考察一下；大家都感興趣的事情，我也一定要考察一下。”眾門生聽了若有所悟。
孔子的這段話包含了雙重的含義，孔子趁這個機會教育大家，決不可人雲亦雲，不隨波逐流，不以眾人之是非標準決定自己的是非判斷，而要經過自己大腦的獨立思考，經過自己理性的判斷，然後再作出結論。
一個事情的好與壞不是絕對的，在不同的地點，不同的人們心目中的想法，往往有很大的差別。所以孔子必定用實事求是的精神去考察。
孔子的話從另外一方麵也說明了孔子是怎樣尋找社會生活的焦點問題，以眾人的好惡的焦點，作為自己考察社會動態的切入點，不失為觀察社會的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