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奈，樊遲隻好退了出來，百思不得其解，碰巧見到同學子夏，就又問：“剛才我見到老師，問他什麼是智，他說：'選拔正直的人，罷黜邪惡的人，這樣就能使邪者歸正。'這是什麼意思啊？”子夏說：“你真是笨啊，這話說得多麼深刻呀！你知道古代的聖賢大舜，是憑什麼擁有天下的麼？就是因為他善於在眾人中把皋陶這樣的仁者選拔出來，不仁的小人就沒有可乘之機了。商湯得了天下，也是靠在眾人中挑選人才，把伊尹這樣的賢者選拔出來，不仁的小人就難以危害管理者了，國家當然興盛。這都是以仁作為評判人的標準的結果，明白了嗎？”樊遲似懂非懂地點點頭。
在這裏，孔子說明了兩個問題，一是仁，二是智。關於仁，孔子對樊遲的解釋說是“愛人”，他所說的愛人，包含有古代的人文主義精神，把“仁”作為他全部學說的對象和中心。這裏還有另一種解釋，認為古代的“仁”就是“人”字，為仁之本即做人的根本。
儒學即人學，仁是對人的發現。關於智，孔子認為是要了解人，選拔有道德有能力賢才，而不是用那些沽名釣譽的邪才。
但在曆史上，有很多時候賢能之才不但沒有被選拔反而受到壓抑，而一些奸佞之人卻平步青雲。這說明，管理者要真正做到“智”並不容易，管理者要做到“智”，就是以“仁”為基礎，開張聖聽，不受蒙蔽，因為小人之所能者，就是讒言與蒙騙。如果讓小人當道，企業就不可能管理好。
戰國晚期趙國的名將廉頗、李牧，當年曾戎馬倥傯，南征北戰，為趙國的強盛立下過大功，可是讓趙王身邊的寵臣郭開、韓倉等人一玩手腳，便處處碰壁，大禍臨頭。一個倉皇逃命，流亡到異國他鄉，在百無聊賴中鬱鬱而終；另一個不幸遇害，抱恨終生。又如燕國名將樂毅，統帥五國聯軍伐齊，攻克齊國城池70餘座，幾亡齊國為燕國一洗昔日遭齊入侵之國恥，功勳蓋世。可是讓燕惠王身邊的小人一挑撥、一搗亂，即刻便有性命之虞，沒奈何隻好逃亡趙國，他徹底平定齊地的夙願就此付諸東流。
在孔子看來，用“仁”的標準來發現人，而發現人的方法是“智”，就是用仁的標準，來選拔使用那些賢德的人才。孔子又進一步說明了選拔賢德的人才的重要作用，不僅對於管理十分重要，而且對於發揚一種良好的用人的風氣，也是十分有意義的。因為，那些奸佞的投機之徒沒有機會得到提拔和重用，因此，小人便會遠離企業，遠離正氣。這樣企業的管理和發展就減少了人為的隱患，從而吸引更多人才，形成良生循環。這一點，正是現代企業管理者容易忽視的地方。
現代的管理者，往往隻注重人的才能，而容易忽視人的品德。
才能固然對企業很重要，但是，一個以“小人”當道的企業，又會使德才兼備的人離之遠去。那些為了生存而不得不留下來，忍受小人的專橫與跋扈的員工，又如何能產生工作的熱情和積極性。這樣的企業，可能以小人的技能而獲利一時，又怎能以小人的缺仁少德而獲得長遠的進步，實現可持續性的發展呢？另一方麵，對人的管理，最重要的是啟發人的道德自覺，而達到道德自律。如果人人都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而又能嚴於律己，人與人之間的矛盾就會減少，有了衝突和矛盾也容易得到解決。
孔子的管理哲學強調被管理者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認為“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政息”、“為政在人”。
季路問事鬼神。子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季路問孔子怎樣去侍奉鬼神，孔子說：“沒能侍奉好人，怎麼能侍奉鬼呢？”孔子這裏講的“事人”，就是要把人的事情辦好。人不是孤立存在的，“事人”就是協調好人與人的關係。企業管理者，如果不能做好人的工作，就很難在其他方麵有所建樹。
管理者運用道德的內控功能和自律功能，使人們的各種各樣的思想和行為經過調節統一，就比較容易實現管理的目標了。
在企業內部，正確地處理人際關係包括以下幾個方麵：1．自己所厭惡的，不要施之於別人。孔子認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施諸己而不願，亦無施於人。”如果人人都自覺地按照這樣原則處理人與人的關係，那就不會有怨恨和不愉快的事情發生，社會就會出現和諧的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