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仁”是中國化管理的境界
《論語·公冶長第互》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日：“不知也。”又問。
子日：“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日：“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日：“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一次，孟武伯問孔子：“子路做到了仁吧？”孔子說：“我不知道。”孟武伯又問仲由。孔子說：“仲由嘛，在擁有一千輛兵車的國家裏，可以讓他管理軍事，但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做到仁。”孟武伯又問：“冉求這個人怎麼樣？”孔子說：“冉求這個人，可以讓他在一個有千戶人家的公邑或有一百輛兵車的采邑裏當總管，但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做到仁。”孟武伯又問：“公西赤又怎麼樣呢？”孔子說：“公西赤嘛，可以讓他穿著禮服，站在朝廷上，接待貴賓，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做到仁。我這三個學生的才能都不錯，都有自己在管理方麵的專長，完全有獨當一麵的才幹，但是，我認為這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看他們在進行管理權利的時候，是不是都做到了'仁'。如果他們既有管理才能，同時又以'仁'為實施管理的根本準則，那才不愧為我的好學生啊！”孔子認為：仁者，愛人。任何工作都應該以維護人的利益為出發點，也應該以人的利益為皈依點，管理企業應該以人為中心，而非以物為中心。這就是孔子以“仁”作為的最高標準的管理思想。
以人為中心的管理思想，對於現代管理者學習利用儒家思想，對實現企業的中國式的管理，有極大的意義。在中國這個特定的人文環境中，企業和員工，都具有中國特色，所以，管理中國企業，既不應該是純粹的美國式的管理，也不應該是純粹的日本式管理。
西方先進的管理經驗我們必須加以吸收，但是，吸取的應該是西方的營養，長成的卻應該是中國的大樹。
但是，如果讓中國的企業家們回答，你們在企業是一種什麼樣的方式進行管理，恐怕管理者們也很難一下子說得涇渭分明，因為，事實上，中國的企業管理者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形成係統的中國化管理方式，這需要我們長期探索。西方的管理思想的形成，也是經過了一個相當長的曆史時期，而一個管理思想的形成則必須以本土或本民族的哲學思想和民族性為基礎，這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我們不得不承認現代西方的管理學思想受到他們自身的哲學體係的影響。
要建立中國式的管理思想，既不能脫離中國的哲學思想，也不能脫離中國人的民族特點，當然，無論是世界哪個民族，所有人類都是有共性的，這就是我們能夠學習西方管理學的基礎。
中華民族有悠久的曆史文化，諸子百家，汗牛充棟。要建立中國式的管理思想，就不能不講到諸子百家中首屈一指的儒家學說。
在我國秦代，秦始皇運用法家的思想統一六國，但是，秦始皇在治理國家的問題上，仍然采用法家的理論，結果很快就失敗了。
嚦史的經驗充分證明，秦始皇運用韓非的法家理論來治理國家，首先，把人定位成是自私的、邪惡的，於是用嚴酷的刑法、殘暴的手段來實施對人民的統治，其結果使秦朝短命夭折。
漢朝初年，接受秦滅亡的經驗教訓，放棄法家的理論。漢初思想家們認為，秦朝滅亡的原因是“棄仁義”，“尚苛政”，“用刑太極”。
不講德治，不用仁義之道教化民眾，隻用嚴刑峻法來統治人民，就會加深和激化業已存在的階級矛盾，使之造成社會的劇烈震蕩和衝突，產生公開的社會對抗，生靈塗炭。所以，陸賈、賈誼竭力主張用儒家的“仁政德治”來管理國家。
中國古代的諸子百家的思想，以孔子的儒家思想最為全麵，影響最為深遠，自漢朝的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中國文化能夠不間斷地延續幾千年，說明了孔子思想的偉大，涉及中國古代政治、經濟、文化的管理思想，也逐漸發展起來。
“仁愛”思想是孔子思想寶庫中的明珠，幾千年來，也逐漸成為中國人的最高倫理道德和行為準則。人的行為，最終是以人的思想觀念為基礎的。以“仁愛”的思想管理企業，在員工思想上建立仁德的思想，企業的製度和體係的秩序就有了思想道德上的根本保障，就能在企業內部形成一種自發自覺良好效應，形成一個井然的管理秩序。
以孔子的管理思想，根本出發點就是“仁”。盡管孔子對“仁”的不同的表現形式作過各種各樣的解釋，但其中最為概括性的一個解釋是“仁者，愛人”。運用在管理思想上，即把被管理者看作是有理智、有情感、有自尊心的對象，管理者所有的管理行為出發點是人，其終結點也回歸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