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促進經濟增長論
有關貨幣流通對經濟增長起促進作用的討論，可以追溯到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他認為，慎重的商業活動可增進一國產業，但增進產業的方法不在於增進一國資本，而在於使本無所用的資本大部分有用、本不生利的資本大部分生利。瑞典經濟學家魏克塞爾早在19世紀末就認識到古典貨幣中性論的不足，指出在信用製度條件下，貨幣對經濟活動起著積極的作用。隻有在貨幣利率等於自然利率、一般物價水平穩定的狀態下，貨幣才是中性的。熊彼特則從信用創造的視角突出了銀行體係對經濟發展的強大推動力。他認為，經濟發展的實質在於創新，而功能健全的銀行可以對企業家進行篩選，為創新活動提供資金支持。20世紀30年代，凱思斯指出，未來的不確定性是貨幣經濟的主要特征，通過利率對投資的誘導作用，貨幣就能影響國民收入的產出水平。凱恩斯還通過總量分析，把實體經濟和貨幣經濟理論結合起來，克服了古典經濟學“二分法”的不足，實現了對早期貨幣中性論的質的突破。20世紀50年代，約翰·格利和愛德華·肖闡述了金融中介在儲蓄一投資轉化機製中的重要作用，揭開了金融理論研究的序幕。此後，金融因素逐漸在經濟理論中得到重視，並凸顯成為同土地、資本、勞動同樣重要的經濟增長因素。1969年，現代比較金融學的奠基人戈德史密斯指出，以初級證券和次級證券為形式的金融上層結構加速了經濟增長，改善了經濟運行，為資金轉移到最佳的使用者手中提供了便利。20世紀70年代，愛德華·肖和羅納德·麥金農分別在金融深化論、金融壓製論的分析中，將貨幣與非貨幣資產、銀行與非銀行金融機構統一起來，闡述了一國金融體製與該國經濟發展之間存在互相刺激、互相製約的關係。之後，卡普爾等人把麥金農和肖的靜態分析發展成為動態分析，進一步闡明了金融深化對於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20世紀90年代以來興起的內生金融理論強調，資本效率的改進得益於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在把資本分配到最佳可能用途上所起的關鍵作用。
金融從屬於經濟增長論
一些經濟學家認為，金融對實體經濟發展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金融發展隻是經濟增長的一個結果。瓊·羅賓遜反對熊彼特關於金融部門引導產業部門並激發技術創新行為和企業家精神的論斷，強調經濟發展為某種特定形式的金融安排創造了需求，而金融體係隻是對這些需求作出反應，從而否認了金融體係對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多恩布什認為，金融儲蓄與真實利率並不相關。
現代金融理論對金融與經濟增長關係的討論目前仍然沒有一個統一的結論，但可以肯定的是，一個有效率的金融製度是實現經濟持續、穩定、健康發展不可缺少的基礎性條件。實際上，金融與經濟增長關係的百年論爭，正是金融體係從低級到高級、金融功能從簡單到複雜發展過程的反映。在傳統商品經濟條件下，金融活動局限於較小的範圍，金融功能也僅限於“信用中介”，因而金融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極為有限。在現代信用經濟條件下，社會對金融服務的需求趨於多樣化和複雜化。在這種情況下，金融體係日趨複雜，金融活動不僅滲透到社會經濟的各個領域，而且開始在某種程度上脫離實體經濟而獨立運行。與之相適應，金融因素成為了與土地、資本、勞動同樣重要的經濟增長因素。
金融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
當金融得到健康有效的發展時，它積極促進著經濟發展。與經濟水平相適應的金融發展水平，能夠保證整個社會資金流的合理流動，為企業提供擴大再生產所需資金，同時促進企業優勝劣汰，提高資源使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