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麵，農村中的民間金融活動任何時候都沒有停止過。在正式金融安排未能有效解決農村金融需求的情況下，傳統的民間非正式金融有了發展空間，規模不斷擴大。盡管這種金融活動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農村金融供需矛盾，但其缺陷也很明顯，一是自身並非以純粹的信用關係為基礎，而是建立在血緣、親緣、地緣為基礎的社會關係上，加大了金融風險；二是借貸率較高加大了農民的債務負擔。因此，在農村金融體製構建中，政府的適當幹預成為必然，而且從各國農村金融體製發展來看，政府幹預在農村金融市場構建早期的確起到了十分明顯的促進作用。農村金融發展滯後，無法發揮其對農村經濟的支持作用，而農民為國家整體的經濟增長支付成本時卻沒有分享相應增長的福利，這種狀況是不能持久的。
因此，農村金融改革需要有清晰的指導思想和目標模式，否則就無法走上一條均衡的和報酬遞增的改革路徑。此種情況下，政府主導下的農村金融建設就顯得尤為重要。
第六節現代經濟發展的引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
金融是貨幣與信用的融合，它是商品交換與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在經濟的發展過程中，以貨幣為媒介的商品交換打破了直接的物物交換中買賣雙方在時空上的限製。隨後信用的發展又令貨幣與商品的交換在時空上的限製進一步放開，以至即使在交換雙方商品所有權轉移後市場仍繼續存在，貨幣也逐漸作為一種可有償轉讓的特殊商品成為市場交易對象之一。於是，從商品流通中獨立出了一種特殊商品——資本，金融也開始具有真正意義。
此後，金融工具逐步由單一的貨幣形式發展為貨幣、商業票據、股票債券等多種形式並存，出現了專門經營金融業務的金融機構以及從事金融活動的金融市場，金融開始由最初中介商品交換的輔助地位逐漸發展成為經濟活動中一個相對獨立的因素，通過其自身的貨幣發行、信用創造、資源配置等功能影響著社會再生產和經濟發展的速度和質量。
金融及經濟增長關係的百年論爭
從早期的古典經濟學算起，西方經濟學界對金融與經濟增長關係的探討迄今已有300餘年曆史。在這場長期論爭中，有兩種作用機製一直備受關注：一是貨幣影響經濟增長的機製；二是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影響經濟增長的機製。根據對這兩種作用機製的不同理解，大體上可以把金融與經濟增長關係的觀點分為金融無關論、金融促進論和金融從屬論三種。
金融與經濟增長無關論
古典經濟學家將金融與實體經濟之間的關係抽象成貨幣變量與實際變量之間的關係，從而形成了西方經濟學中的“兩分法”。在此基礎上，薩伊提出貨幣中性論，強調貨幣數量的改變隻會造成物價水平等比例的上升或下降，對生產供給、實際產出和就業不會產生實質性的影響，即貨幣隻是實體經濟的麵紗。新古典經濟學派認為，貨幣隻不過是經濟運行的潤滑劑，使得商品交換更加容易和順暢，而對經濟中的實際變量並不發生實質性的影響。貨幣學派代表人物弗裏德曼認為，貨幣需求函數是極其穩定的，短期內由於存在適應性預期，貨幣供應量的變化可以影響產量和物價；但從長期看，產出量是由勞動、資本和技術等非貨幣因素決定的，貨幣供應量隻決定物價水平。理性預期學派認為，隻有未預期的貨幣變動能夠影響短期真實變量。從長期看，由於貨幣政策是可預期的，貨幣變動隻會引起價格水平的相應變化，而對真實產量和就業沒有影響。盡管理性預期學派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貨幣麵紗”論，但仍堅信金融與經濟增長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