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大人物是中國金融學院黨委書記許文通。許老先生是江蘇啟東人，仰融的鄰縣同鄉。他是老資格的金融教育家，中國金融係統很多顯赫的官員和學者都曾經受教於他，在這個圈子裏人脈深厚，一時無二。仰融雖非科班出身，但他獨有的資本嗅覺和精幹的操作能力卻頗得許老先生的欣賞。通過許文通，仰融結識了一些高層政商人士。在這種交際中，仰融視野陡開，褪去了不少草莽氣，因而也比苟且於灰色角落、隻知道倒買倒賣的楊百萬等人有了更遠大的前程。在許文通的鼎力襄助下，仰融赴香港創辦華博財務公司，其初始出資方為許文通擔任董事長的海南華銀國際信托投資公司。
20世紀90年代初期，許多機製僵化的國有企業已經江河日下，難以為繼，報紙上開始連篇累牘地討論國有企業的“生與死”。而在許文通等人看來，要把國有企業搞活，僅僅靠管理鬆綁和財政輸血顯然是條走不通的死路，因此必須在製度架構和運營模式上有大膽的創新，而資本市場無疑是最可倚重的一種資源和手段。年輕氣盛的仰融很是讚同這種理念。於是，在圈內人的引領下，他接觸到了東北一家陷入困境的國有客車廠，它就是沈陽金杯客車廠。
沈陽金杯客車廠是一家組建不久的工廠，1987年，沈陽農機汽車工業局將局內的50多個小型的汽車修理和部件工廠拚湊在一起，由快到退休年齡的副局長趙希友出任廠長。趙希友雖已年近60歲，卻是一個很活躍和有闖勁的改革家。金杯創建之初，人員渙散，設備老舊，資金缺乏，幾乎一無是處。趙希友想到了發行股票的辦法。根據當時的報道，金杯是東三省第一家被允許公開發行股票的股份製企業。趙希友的募資規模是1億股，每股1元。為了融到資金，趙希友使出了渾身解數，他甚至跑到北京國家體改委的大院裏貼布告賣股票，好奇的媒體記者對這個新聞大加報道。不過，他擺攤一天，也僅僅隻賣出了2．7萬股。就這樣，從1988年底開始發行股票，曆時1年有餘，還剩一半股票在自己手上。就在這個時候，仰融北上，以拯救者的形象出現在了焦頭爛額的趙希友麵前。他開口講的第一句話就是：“請你把剩下的股票都賣給我吧。”更讓趙希友匪夷所思的是，這位南方來的年輕人對他說：“我要讓金杯成為第一家在美國上市的中國公司。”
1991年７月２２日，仰融以原始股的價格買下了4600萬股記賬式股票。這些股票被裝在20個紙盒箱子裏，從沈陽空運到了上海，在東湖賓館7號樓的地下室裏，仰融從上海財經大學雇來一個班的學生花了大半個月的時間，把它們一一填名過戶。於是，他成了金杯的大股東。
日後一個始終沒有解開的謎團是，仰融用於購買金杯股票的資金是從哪裏來的。2003年，仰融在接受鳳凰衛視采訪時稱，他投入金杯的資本，一部分是向其兄長借的，另一部分是在上海炒股所得。而據很多股市專家指出，1990年前後的中國資本市場規模非常之小，深圳和上海的兩個證券交易所都是在1990年12月才正式創辦的，進入流通的股票不到區區20隻，仰融縱有通天奇才，也絕無可能在一年半載裏斂聚起數千萬元的財富。據大學畢業就跟隨仰融的蘇強稱，在1991年3月，他到東湖賓館投奔仰融的時候，“在仰融手下，主要也隻是三五個人，沒有什麼職務，成天拎個包，裏麵裝好多身份證和圖章飛來飛去，和企業管理絕不沾邊。什麼是合法的，什麼是違規的，說不清楚”。另據2003年的《21世紀經濟報道》披露，有檔案顯示，仰融策劃收購沈陽金杯，其投入的所有現金都來自許文通掌控的海南華銀國際信托投資公司。
在購股事宜完成後，仰融迅即赴美。在紐約，美林證券分析師汪康懋正翹首等待著他。據汪康懋回憶，仰融穿著一件厚重的軍大衣走在狹窄而高樓聳立的華爾街上，他大聲說：“我們要把五星紅旗插在這個地麵上。”在汪康懋的牽線下，第一波士頓證券公司答應做沈陽金杯上市的承銷商。汪康懋還記得他第一次去沈陽工廠時的吃驚心情。盡管他已經對中國國有企業的落後狀況有了充分的心理準備，可是眼前看到的景象還是讓人十分氣餒：“金杯汽車是一個非常老舊的廠，有50來個部件廠，很粗放，很差，手工作坊型的，根本拿不出手。工廠的廁所是漏風的，國際會計師事務所的女會計師都不願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