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這種情況發生在我畢業後一直從事婦產科工作的北京，幾乎不會有太多爭議，絕大多數家庭都會主動放棄治療，醫生在法律和倫理上也不犯錯誤。因為在國內婦產科學界，28周之後才進入圍產期，此後出生的胎兒才叫早產兒，在傳統意義上才被認為有搶救價值。
搶救早產兒有兩個必要條件，一是家屬能夠承受巨大的醫療花費，二是醫院必須具有新生兒重症監護病房（NICU），二者缺一不可。
即使技術和金錢都滿足，醫生也無法保證所有孩子最終都能成活，這些早產兒長大以後，尤其是極低出生體重兒（體重<；1500g的早產兒）和超低出生體重兒（體重<；1000g的早產兒）的將來，也並非一片陽光。
28周之前出生的孩子，一律屬於晚期流產，除非家屬有意願和特別要求，醫生才會根據自己醫院兒科的醫療條件考慮搶救。因為胎兒太小，搶救花費巨大，可能需要幾十萬甚至上百萬，醫生又不能保證孩子一定能夠存活，並且存活之後還有一係列的生長發育問題擺在家長麵前。實際上，隻在極其偶爾的情況下，極其個別的家庭才會搶救孩子，例如胎兒實在寶貴，父母都已高齡，這個孩子可能是他們做父母最後的機會，而且這些家庭還必須經濟實力雄厚。
在真實的臨床工作中，醫生經常遭遇這樣的尷尬場景。孕婦剛剛6個月、7個月或者8個月，總之是各種階段的不足月，一旦出現破水或者肚子疼等分娩先兆，定是情況緊急，醫患雙方都跳著腳的上火。醫生一邊要做各種醫療預案，進行各種醫療處理，另一邊，還得和家屬談話簽字，告知各種利弊風險，要父母做出決定，孩子一旦落地，到底要不要進行搶救。父母一邊要擔心孩子過早出生可能伴隨的各種體能智力問題，另一邊，他們還必須在短時間內接受道德、親情、倫理甚至金錢等各方麵的拷問，搶救孩子，可能一生的積蓄都打了水漂，孩子還沒活下來，不搶救，實在是親生骨肉，難以割舍。
甚至有的時候是，有錢，孩子就活，沒錢，孩子就死。父母不由分說就自作主張孕育了孩子，同時也百分百掌握著孩子的生殺大權。醫生除了治病救人，還要知道每一種治療和檢查的費用，時刻掌握病人背後的經濟情況，每天在金錢和生命之間權衡利弊，指引病人進行各種無奈的選擇。
而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是明令禁止墮胎的。24周之前的胎兒，除非有致死性畸形，經過醫院倫理委員會層層審批，才允許醫生進行引產；24周以上的胎兒，一律定義為“有生機兒”，不能引產，一旦出生，必須進行積極搶救。
而且隻要是本澳居民，不論流產、早產還是足月產，總之和懷孕有關的一切醫療救助，不論是母親還是新生兒的花費，全都由政府埋單。
雖然說人的後天努力很重要，但照這樣看來，投胎更重要，降生在什麼樣的家庭和地域，確實是一門技術活。佳慧初中畢業，沒有什麼文化，夫妻倆沒什麼大本事，更沒掙到什麼大錢，但是她出生在澳門，具有永久居留身份。她的孩子雖然出生後隻有700克，按照法律規定，新生兒科醫生直接到產房參與搶救，氣管插管後，孩子進入暖箱，直送NICU。期間，醫生護士24小時精心護理，一直到出生後4個月，小家夥長到了4斤多重，有能力自己喘氣了，有力氣自己喝奶了，兒科醫生才把他交給佳慧。出院當天，政府還有醫療車免費護送一家三口回家，娘倆連吃帶住帶看病，一分錢不用花。
弱小的生命沒有因為金錢問題而被放棄救助，這是人道主義光芒的綻放，可這並不能避免另外一種悲劇的發生。現在，佳慧的孩子已經2歲，不會說話，也不會走路，脾氣暴躁，情緒失常，急了就隻會大聲吼叫，是個腦癱兒，雖然一直在進行康複訓練，但是沒有太大改觀。
因為一個不算病的“宮頸糜爛”，佳慧被哄騙著做了LEEP刀，好好的宮頸被割去一塊肉，導致宮頸內口鬆弛，結果懷不住孩子。第一個胎兒發生流產的時間太早，還沒有機會搶救，就離開了人世，對於一個普通女性來說，堪稱人生的巨大打擊，但是時間總會治愈一切，隻要夠堅強，陰影總會過去。
佳慧被LEEP之後的第二胎，受益於醫療製度的進步，沒花一分錢，700克的超低體重早產兒竟然被救活了。可是，又因為醫療的太多不可預知性，醫療的不完美特質，最終留給她的，是一個不會說話不會走路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腦癱孩子，雖然會有政府的救助和社工的幫扶，但是負擔和陰影，可能跟隨她一輩子。
一個普通女性，在兩種醫療製度和醫療環境中遊走，受了一方利欲熏心的險惡欺騙，得了一方人道主義的偉大救助，確是陰差陽錯，注定一生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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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頸病變是“最容易變好的壞孩子”
女性之所以對“宮頸糜爛”如此憂心忡忡、心懷芥蒂，以致於被無良醫生一忽悠，就輕易上當受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過去醫學界一直將宮頸糜爛解釋為宮頸癌的前兆。不少女性一聽說自己有宮頸糜爛，立刻緊張起來，擔心是“癌前病變”的信號，非要把這疾病的“萌芽”徹底扼殺在搖籃之中。這正是過度醫療能夠趁虛而入並且頻頻得手的關鍵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