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存僥幸，心想是不是我問候一下老太太，問問做完手術以後身體恢複得怎麼樣了，可以緩和一下矛盾，安撫一下她的焦躁情緒。沒想到，她聽了以後更加激動地罵我：“真有意思，你們這些冷漠的大夫還知道關心我媽手術後恢複得好不好。好不好也跟你們沒什麼關係，你們太不像話，太沒醫德了。”
最後一句，狠狠地擊中了我，我當醫生，最怕聽這句。沒醫德，也是公眾最願意向醫生投擲的撒手鐧，隨手這麼一扔，絕對有殺傷力，殺傷的不是敵人，是醫生的心。
做完住院總醫師的工作以後，我榮升為主治大夫，很長一段時間，我都不願意用病房電話打外線，每次一撥“0”，都是習慣性的心悸和後怕，我都有心理障礙了。
年輕的時候，碰到什麼事，我總想解釋，總想辯解，總覺得自己小嘴挺厲害的，什麼都要弄個明白，有時候還語不驚人死不休。
後來，我漸漸學會了不爭辯。因為理解你的人，你不用解釋，她也願意善意地去理解你，而不理解你的人，你越描越黑，反而留下個不誠懇、不老實的印象。活著活著就老了，內心就皮實了，成長是一個讓人淡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稱作冷漠的過程，誰都不能回避。
我想告訴她，這種良性病、慢性病在協和等一個月床位已經不算長了。再說，你媽的子宮脫出來也不是一天兩天了，還不是生你們給累的，你們做兒女的也有照看不當的地方，等到子宮都完全掉出來了，不用手推就送不回去的時候才帶老人看病，還有臉罵我。
實際上，那天能夠輪到她媽住院做手術，是因為有一個比她媽等的時間更長的老太太不能來。那張住院條上寫著：×××，69歲，子宮脫垂（重度），2型DM（糖尿病），內分泌門診調整血糖滿意後入院手術。結果我打電話一問，老人家空腹血糖還200多呢。問她餐後血糖怎麼樣，老太太說，每天就吃飯這點高興事兒，空肚子的時候要紮手指頭，吃飽了兩個小時後還得再紮，我才不幹呢。我說，那怎麼行，血糖調不好，沒法做手術的，您子宮總脫在陰道外邊那也不是個事兒啊。老太太淡淡地說，謝謝你姑娘，已經好久沒人這麼關心過我了，這子宮也不是脫一天兩天了，活到哪天算哪天吧。
想象著電話那邊一定是個滄桑老嫗，要麼缺少老伴兒的攙扶，要麼缺少兒女的關心，要麼大字不識沒啥文化，要麼是個落魄的知識分子。這麼高的血糖根本沒法做手術，控製不好的糖尿病人傷口愈合是大問題，弄不好來個酮症酸中毒，老太太就昏迷了，手術後徹底栽在病房。風燭殘年的老年人，有時候就像懸崖邊的一塊大石頭，沒風沒雨的時候，昂首屹立，千年不倒的樣子，一有風吹草動就可能軲轆下去，一去不複返。
可我準備這些下文又有什麼用呢？作為病人和家屬，作為一個患病個體，誰又願意讓自己的健康和生命耗著去理解醫院呢？誰又願意沒承諾、沒指望地一直等待下去呢？在門診，你給人家看病，告訴人家有病，還說這病必須開刀，結果你又說沒床位給人家住，讓人家等，又不能承諾到底需要等多久，我們的病人也真可憐，我都不知道她們該怎麼辦。雖然不知道怎麼辦，但是我們還是在夜以繼日地工作，手術做一個住院條就少一張。雖然過一個禮拜，教授一出門診，就又弄回來一遝新住院條，但我們別無選擇，必須悶頭前行。
隻要第二天是手術日，提前一天的晚上，隻要有可能，我都早早上床睡覺，外科醫生都有這個習慣。而且第二天早晨必須吃早餐，否則扛不住。
後來，我無意中看到《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上的一篇文章，專門討論外科醫生缺乏睡眠的問題，說手術前一天晚上睡眠少於6小時的外科醫生，病人發生手術並發症的幾率要高很多，因為疲勞會使外科醫生的手術能力下降。文章指出，這個結果應該引起醫院管理部門的高度重視，是否能縮短值班時間保證大夫們不疲勞，而接受手術的病人是否有權質問：“大夫，昨晚你睡好了嗎？”這是一篇新發表的文章，但是多少年來，凡是上手術台的醫生，確實都是這樣要求自己的。有手術的日子，我都早早上床，即使做愛，也不泛濫。否則第二天起床，眼睛又酸又脹，進手術室換衣服的時候，看更衣室櫃子的鑰匙孔都重影，能幹好革命工作嗎？那時候，我和大誌已經結婚好幾年，早過了“看什麼都沒勁，到哪都想著上床那點事兒”的蜜月期。我上好鬧表，準備好第二天要穿的衣裳褲子，整理好書包和自行車鑰匙，爬上床，拍鬆枕頭，拿過抱枕，選一個舒適的姿勢準備睡覺。
大誌也摸上床，從身後抱著我說：“老婆，我想你。”我說：“嗯，我也想你。”他說：“我想幹你。”我說：“困，讓我先幹睡覺她大爺的。”他一把把我衝牆的身體扳過來要硬來。我平靜地說：“霸王硬上弓不好玩兒，人人擁有先睡覺再○○××的權利。”然後，可能我就打起小貓一般的呼嚕來了。半睡半醒的時候，我聽到他一邊下床一邊嘟囔：“萬惡的協和舊社會，把我如花似玉的老婆給累得性欲全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