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科醫生手術台上最忌諱三件事：一是在病人體內遺留異物，包括鉗子剪刀，最常見的是紗布；二是手術開空，奔著瘤子去的，打開肚子後發現根本沒瘤子，可能隻是堅硬糞塊，或者是被腸道脹氣所迷惑，病人白挨一刀；三是下不了台，病人直接死在手術台上。
此刻，就是第三種情況，如果不馬上製定有效對策，病人就要被撂在台上。外科手術就是一場激戰，時間就是生命，在和死神的角逐中，根本沒空容你幾個人坐下來四平八穩地踢皮球或者扯閑篇，指揮官的機敏果斷對於一場戰爭的勝負至關重要。手術台上，主刀醫生就是這個角色，他的決斷甚至可以是主觀武斷和不容質疑的，整個手術團隊都要無條件聽從，因為這是性價比最高的，也是沉沒成本最小的。
各種辦法都沒有起色，眼看病人的一般情況越來越差，麻醉醫生頻頻告急，血壓維持不住，手術不允許再繼續下去了，老主任果斷決定，填塞，放引流，下台，病人直送ICU，以觀後效。
填塞差不多是外科醫生止血的最後一招，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就是用盡量多的紗布將正在出血的人體腔隙完全填滿，給出血創麵製造壓力，讓血無處可出。整個陰道和盆腔填塞了幾米長的紗布後，活躍出血止住了，病人暫時穩定，得以轉回ICU。但是，創麵一直沒有徹底停止滲血，又堅持了24小時的搶救，幾乎把整個協和血庫的儲備耗盡，甚至調動了北京市紅十字血液中心的資源，仍然沒有起色。
病人喉嚨裏插著氣管插管，不能說話，用手艱難地寫下“謝謝”和“回家”四個幾乎難以辨認的字，就再也沒有醒過來。她的大個子男人，流著眼淚，淌著鼻涕，把雖然切除了腫瘤，但下身仍在不停滲血的新媳婦抱上高價雇的黑麵包車，拉回了老家。
在看到男人懷裏病妻的那一刻，我真切地體會到，生命太脆弱了，無非就是肉體多出那麼一口氣，如果沒有了心跳和呼吸，眨眼間人便成了屍。
有些窮凶極惡的疾病就是這樣，治了不一定活過來，但是不治一定會死。治療意味著更早觸動死亡開關，不治療又令生者不忍。人生就是這樣，是哲學，是道理，又沒什麼道理可講。
那些年，數不清多少病人被我呼叫入院，然後死在我們的手上，雖然祖國的大江南北早已醫鬧橫行，有的地方醫護上班甚至要戴鋼盔，但協和總歸是一塊相對的淨土，家屬都沒哭沒鬧，傷悲之餘，有的還不忘道謝，甚至安慰醫生，說大夫也不要太難過，大家都盡力了。
也許家屬哭鬧和抱怨了，醫生心裏會更好受一點，為了落葉歸根入土為安，家人安靜地把病人拉走了，留給醫生的是無法安撫的傷悲，徹頭徹尾的無力感，隻能依靠時間去淡忘或者放在深深的角落不去觸及。更可怕的是，隻有醫生知道，麵對疾病，醫學的無能和無力將永遠持續。
08
醫生最怕聽到什麼話
雖然處於協和最底層，但是在“叫床”的時候，我還是經常能夠找回社會對我們協和醫生的尊重和愛戴。
但在這世界上，我們協和大夫也不一直都牛氣十足，病人不需要我們的時候，我們屁都不是。
例如，我給一個等了兩個月的子宮肌瘤病人打電話，對方可能很冷漠地說：“大夫，我早做完手術了，等你們協和得猴年馬月啊！”我說：“那祝您早日康複，再見。”這算是一個溫和的性情中人，不痛不癢地給了我一小下，她出氣了，我也沒怎麼覺出疼來，接著狂翻住院條叫下一個病人。
再例如，我給一個子宮脫垂的老太太打電話，接電話的是她閨女。她說：“你誰啊？”
我說：“我是北京協和醫院婦產科，通知您家人來做手術。”她說：“你還有臉打電話，我媽都等一個多月了也沒信兒，早在別的醫院做完了，你們協和怎麼回事兒？還協和呢，我媽要是再等下去出了什麼事兒，你們負得起責任嗎？你自己有媽嗎？你於心何忍？”
我一時語塞，本想說聲對不起再見掛掉電話算了。但是我覺得，我們雖然沒給她媽做手術，我們也一直在給別人的媽做手術呀，要是這一個多月，我們協和婦產科全體醫生護士集體休假跑哪兒遊山玩水去了，導致她媽沒能及時做上手術，那就真是我們有錯，我們活該挨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