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撤離不容易：美國在中東戰略收縮引發新問題
事實上，從小布什政府後期，美國就出現中東戰略收縮的跡象。當時，小布什向尼克鬆時期的高層智囊基辛格請教，是“尼克鬆主義”抬頭的先兆；撤換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則是政策轉折的風向標，這與美國當年在朝鮮戰場撤換麥克阿瑟、在越南戰場上麥克納馬拉辭職異曲同工；將伊拉克安全部隊推向前線，實行“伊人治伊”，這與當初在越南戰爭中推行“越南化”政策如出一轍。2009年奧巴馬上台後，美戰略收縮的幅度更趨加大：2009年6月初，奧巴馬在開羅發表緩和與伊斯蘭世界關係演講，完全可與1969年尼克鬆在關島發表“尼克鬆主義”比擬。
數年來，美國中東戰略收縮主要體現在幾個方麵。一是降低反恐調門，並在2011年從伊拉克撤軍，準備於2014年從阿富汗撤軍。二是在2011年中東劇變後，美國雖在敘利亞、利比亞等國策動政權更替，但主要采取經濟製裁、資助反對派等“文鬥”方式，拒絕直接軍事介入。
如2013年8月敘化武事件曝光後，奧巴馬無視“使用化武就動武”的承諾和盟友慫恿，接受了“化武換和平”方案。三是在伊朗問題上，美國不顧地區盟友反對，積極回應魯哈尼“魅力攻勢”。兩國總統最終實現首次通信、首次通話，僵持十年多的伊核危機首次出現降溫趨勢，各方先是於2013年11月24日達成初步協議，2014年2月又啟動一攬子解決核問題的直接談判。
美國獨霸中東固然是導致中東動蕩的淵藪，但中東已出現“功能紊亂”，美國在此關鍵時刻加速從中東收縮，使中東出現極大的“不適應症”，各種新舊矛盾日趨迸發。
一是教派衝突矛盾日趨公開化。中東遜尼派與什葉派間雖然有矛盾，但長期處於“潛伏期”。2011年中東劇變後，該矛盾被明顯“激活”，敘利亞內戰升溫使該國成為教派矛盾的“輻射源”，以沙特為代表的遜尼派，以及以伊朗為代表的什葉派都將敘利亞視為主要競技場。伊拉克教派矛盾本就十分突出，而2014年6月“伊斯蘭國”攪局，使該國教派矛盾更加激化。
而敘伊兩國地處中東教派斷裂線的中心位置，地區輻射效應明顯。中東各國大多是遜尼派與什葉派雜居，如果任由中東教派矛盾升溫，將會使這些國家內耗加劇甚至元氣大傷，並對地區和整個世界構成持續威脅。
二是極端恐怖勢力空前壯大。美國撤軍和中東劇變，使地區權力真空增多，持續十年的反恐戰爭功虧一簣，此前一度收斂的恐怖主義勢力重新壯大。一方麵，過去鮮少恐怖活動的國家，成為恐怖主義“新天堂”。敘利亞由“和平綠洲”變成“全球聖戰”的大本營；利比亞極端勢力漸成氣候，“利比亞伊斯蘭戰鬥團”死灰複燃，並湧現出不少新的極端組織；埃及變局後，活躍在阿富汗、巴基斯坦的埃及籍“基地”分子紛紛回國，境內被關押的伊斯蘭分子也恢複自由，該國恐怖襲擊增多。另一方麵，也門、伊拉克等國恐情更加嚴峻。尤其是“伊斯蘭國”攻城略地並公開“建國”，意味該國反恐形勢已經從量變演變到質變階段。
三是地緣版圖碎片化趨勢日趨明顯。
當前中東地緣版圖主要是當年英法殖民者為“委任統治”而人為劃定的，各國內部部族、教派、民族矛盾突出，地區秩序基礎並不牢固。2011年中東劇變後，中東強人政權紛紛被推翻或遭削弱，致使潛在的部族、民族矛盾公開化，促使分離主義抬頭。也門南部重新出現分離呼聲，北部胡塞武裝擁兵自重。利比亞在卡紮菲政權倒台後，日趨分裂為的黎波裏塔尼亞、昔蘭尼加和費讚三部分，要求實現聯邦製等分離主義傾向日益增強。伊拉克局勢在伊戰後，什葉派、遜尼派、庫爾德人之間的教派矛盾日趨升溫，使該國一分為三可能性日增。這種地緣分裂苗頭，無疑是導致中東局勢動蕩長期化的禍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