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無論美國將戰略重心置於中東還是亞太，其都會內心充滿焦慮。
近些年，美國不斷加大中東戰略收縮，同時加快戰略重心東移。然而，中東熱點問題頻發，令美國的戰略部署一波三折。
尤其2014年6月以來，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異軍突起，並將整個中東攪得雞犬不寧，對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利益構成越來越大的威脅。這無疑給美國出了個大難題，美國明顯到了是“中東收縮”，還是“重返中東”的重新抉擇的十字路口。
美國的全球霸權夢 始於中東，也熄滅於中東
中東地緣與資源“合二為一”，戰略地位極其重要。從地緣角度看，中東是溝通歐亞非三大洲的樞紐地帶；從資源稟賦看，中東是國際最主要的能源供應中心。
與此同時，中東至今沒有形成穩定的地區體係，其內部矛盾重重，難以自行排解各種問題，有時甚至主動求助於外部支持，這就為大國在該地區進行折衝樽俎提供曆史契機。巨大的戰略回報與微小的反霸抵抗相結合，誘使外部大國競相進入該地區，並將其作為歸屬未定的霸權名利場。
尼克鬆就曾說過，“‘誰在波斯灣和中東控製著什麼’的問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是‘誰在世界上控製著什麼’這一問題的關鍵。”對美國來說，控製中東一直是其全球稱霸的重要一環。而且，美國實力越是接近巔峰，控製中東的欲望就越強烈。冷戰時期，美國由於顧忌蘇聯掣肘，不可能在中東全力投入，其政策主導麵是促進和維護該地區穩定。在國家層麵，推行“代理人政策”，避免幹涉中東內部事務；在地區層麵，推行相互製衡的均勢政策，使美國可以用有限的力量，防止該地區出現威脅美國利益的地區性大圈。這種不乏實用主義色彩的政策，很大程度沿襲了老英國的外交精髓，使美國在中東這一最為複雜敏感的地區，較為有效地維護了美國的霸權利益，並保持了一定的戰略靈活性。
冷戰結束後，美國成為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稱霸世界的野心也日趨膨脹。而1991年發動的海灣戰爭，正是建立“世界新秩序”的第一場戰爭。此後，美國幾乎每隔幾年就發動一場地區戰爭，仗越打越順，心態卻越來越浮，全球稱霸的野心更是日益膨脹。“9·11”事件發生後，當時的小布什政府以此為借口，徹底改變美國以往現實主義為底色的政策，轉而在中東推行咄咄逼人的進攻性政策：一是通過發動“反恐戰爭”，用武力手段在中東推行政權更替；二是對親美國家推行“民主改造”，直接插手中東國家的內政。但這種政策造成兩大問題：一是接連發動戰爭使美國深陷戰爭泥潭。阿富汗戰場和伊拉克戰爭成為消耗美國國力的“地緣政治黑洞”；二是黷武戰爭使中東脆弱的力量平衡遭到極大破壞，美國在中東的夙敵由此“相對崛起”；三是美國推動“民主改造”使伊拉克等國出現教派矛盾升溫、安全局勢惡化等一係列治理難題。
在曆史上，美國經濟繁榮乃至霸權地位的獲得，很大程度上是與對外戰爭的勝利分不開的。兩次世界大戰的勝利使美國經濟實現了飛躍式發展，並最終成為世界超級大國。但戰爭失敗（如越戰）則會使其經濟迅速衰退，並使國力下降。“勝利—增長”和“失敗—衰退”已成為考察美國經濟發展走勢的基本線索。而長達十年的“反恐戰爭”使美國軟硬實力嚴重受損，美國財政狀況日趨惡化，並出現了增長放慢、美元貶值等一係列問題。美國全球霸權由盛轉衰。正所謂“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百年身”。美國在中東铩羽而歸，使其獨霸世界的單極世界夢由此日益熄滅，不得不考慮從中東泥潭脫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