遙不可及的政治言辭
與上述情況的起因相同，蘇共在執政過程中，一時難以依靠具體的政策來贏得民眾的政治認同和支持，隻能較多地求助於教條化地向人們描繪了美好未來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運用抽象的國家和民族利益等符號和情感，唱一些好聽的、空泛的高調，許下一些遙不可及的諾言，以此作為贏得群眾認同和支持的武器。例如，斯大林提出了“一國建成社會主義”（1936年）、“向共產主義過渡”（1939年）的理論，赫魯曉夫提出了“全麵展開共產主義建設”（1959年）的理論。從斯大林到赫魯曉夫，理論的調門是越來越高，距離現實卻是越來越遠。
盡管勃列日涅夫以其“發達社會主義”理論對赫魯曉夫的建設共產主義理論進行了修正，似乎向後作了退卻，但並沒有拉近和現實的距離。值得指出的是，在蘇聯抽象的政治言辭裏，還帶有鮮明的革命色彩，這一類革命性的政治言辭當屬典型的形式主義作風。
形式主義產生難以估量的負麵政治後果
客觀地說，蘇聯政治生活中的形式主義在特定的社會條件下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它帶來的更多的是難以估量的負麵政治後果。
具體來說，民眾對政治冷漠，整個社會彌漫著犬儒主義的氣氛。一方麵，政治結構、政治過程的形式化的直接後果是，政府與民眾缺乏交流而彼此隔膜，民情、民意難以表達，即使有所表達，也常常被隔絕於政府的政策過程之外。民眾的政治參與屢遭挫折，難免會產生對政府及其領導人的不滿，對自己的政治效能產生懷疑，並對政治心灰意懶。另一方麵，從國家領導人那裏，民眾隻能批發到大量空洞的高調和很少能夠兌現的許諾，而且國家領導人在要求民眾忍受現代化過程中的種種痛苦和損失時，以他們為代表的政府官員卻在一邊玩法弄權，大搞權權交易、權錢交易，甚至為一己之權力和私利不惜大搞政治陰謀，進行殘酷的權力鬥爭，日益讓人對政治心生厭惡，難以樹立起對政治的信心。
整個國家失去了創新的動力，進而失去了創新的能力。形式主義之下的教條主義有一個基本的假設：蘇共所崇奉的理論體係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絕對真理。人們隻能遵從它，而不能懷疑它，這種情形在很大程度上製約著人們的創新。勃列日涅夫可謂保守的典型。俄國學者格·阿爾巴托夫是這樣評價勃列日涅夫的：思想保守、墨守傳統；對新生事物簡直就是個過敏反應症患者。勃列日涅夫（以及像他一樣的成千上萬個大大小小的勃列日涅夫）的保守，使得蘇聯社會進入了“停滯”的時期。
前車之鑒，後事之師。蘇聯政治生活中形式主義的教訓是深刻的，是值得我們認真汲取的。在反對形式主義的今天，我們謹記鄧小平同誌的話是有益的：“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
（摘自《人民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