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這些墮落的官員（的心理和思想）已不能用常人的標準來度之。”肖唐鏢指出，十年來貪腐官員的表現有三：一、貪腐行為已經無以複加；二、幹部製度和政治製度改革沒有體現出相應的防腐、反腐舉措和積極性；三、所幸的是，公眾監督媒體監督已經成為反腐的利器。
“如果說其他措施未令貪官恐懼，公眾和媒體起到了這個作用。”他說。
回歸“製度”
在肖唐鏢看來，對官員政治信仰、思想的研究，這10年來並未取得實質性進展，現有的研究“十分不足”，由於缺乏可靠的田野調查數據，無法評估幹部隊伍的政治認知、情感、態度和價值觀，而這種評估，對當前和今後中國政治改革與發展具有“實質性意義”。
實際上，早在1980年代末，就曾出現過針對官員群體的一項大型“政治文化”調查。這個調查涉及到350位左右幹部的心理和思想狀況，但僅僅列出了這些被調查幹部回答各項問題的統計數據，並未對之進行專門分析。至今仍無學者使用這些已公開的數據進行係統分析。
近年來，《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藍皮書連年發表“中國黨政領導幹部對社會形勢的基本看法”，這是國內目前能看到“僅有的”對幹部狀況的調查分析。它以來中央黨校學習的一百多位司局級幹部的問卷調查為基礎，從一個視角揭開了領導幹部們對社會形勢的基本判斷，但肖唐鏢認為，該“藍皮書”基本上屬於“輿情調查”，缺乏對官員們關於政治改革的心理與要求的係統分析。
由於缺乏此類分析，使得以官員為目標群體的“防腐、反腐”宣傳“乏力”而“無實效”。
肖唐鏢發現，由於公務員隊伍或曰“政治精英”階層在思想上高度“政治化”，貪腐官員在主旋律場合不會表現出這種“信仰上的搖擺”，但如果“私下聊”，就會表露各異。而在馬列主義信仰產生“搖擺”的同時，貪腐官員又不能選擇唯心主義的宗教信仰，導致其價值觀、人生觀、世界觀“三觀盡毀”。
“在這種情況下，再沒有法製的強有力約束和監督，官員走向貪腐就是必然的。”肖唐鏢說，“看透了貪腐官員的精神世界之後，再想求一個解決之道，終要回到一個詞上：製度。”
國家行政學院的程萍教授亦認為，對官員進行精神層麵“幹預”，需教育與約束並重，“道德教育”與“製度建設”並舉。麵對新媒體條件下新的社會輿論生態環境的生成和越來越複雜多元的社會思潮與行為，製度建設首先是深化幹部選拔任用製度改革，健全反腐的法律和製度體係。
“官員，特別是高官，手握國家公器，因此，其思想和信仰便具有一種‘公共性’，‘公共性’的問題應納入公共規範中，接受公眾監督，承擔公共責任，為公共製度所約束。”肖唐鏢指出，官員的思想、道德、信仰這些“公共性”問題，最終要回到民主法製的基本精神上，才是正解。
（摘自《中國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