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傳播活動自古以來就存在，美國跨文化傳播學者薩默瓦和波特在《跨文化傳播》一書中說道：“人類的跨文化傳播活動並不新鮮：自從文化背景不同的兩個民族進行交往開始，跨文化傳播活動就發生了。而係統地研究傳播中涉及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以及跨文化交往與互動是如何進行的是一個新話題。”④從20世紀初期開始，跨文化傳播的相關研究不斷深入，文化人類學家愛德華·霍爾被認為是對跨文化傳播活動進行係統研究的第一人。20世紀80年代，跨文化傳播學傳入我國，受到了多學科的關注，得到了較快的發展。
誠如單波、朱清河在《解讀斯諾的跨文化意義與啟示》一文中所言：一個有著西方文化背景、喜歡冒險的美國毛頭小夥兒，隻身闖入另一個與自身文化完全迥異的最具東方文化特征的陌生國度，不但沒因為“水土不服”而匆匆打道回府，居然還在中美、中西跨文化交流傳播史上抹上濃墨重彩的一筆。⑤可見，從跨文化傳播角度解讀《西行漫記》有其重要意義。
三、有關“另一個中國”的建構
1、作為“他者”存在的“白色中國”
《西行漫記》一書中，在敘述“白色中國”時，斯諾常常將在“白色中國”中存在的狀況與斯諾作為西方人的思想進行對比，突出其腐朽、落後、黑暗的一麵。
在寫到楊虎城和張學良的經曆時，斯諾寫到：絕不要因為楊虎城將軍早年當過土匪，就必然沒有資格做領袖了。這樣的假定在中國是不適用的。因為在中國，一個人青年時當過土匪，往往表示他有堅強的性格和意誌。
……張學良在歐洲所經曆的最重要的一件事，不是他見了墨索裏尼和希特勒，會晤了麥克唐納，也不是蘇俄愚蠢地不讓他去訪問，而是他治愈了吸毒惡習。……他天真地盲目相信的一個醫生告訴他可以用打針的方法治愈。他固然戒掉了煙癮，可是等到療程結束時，這位少帥卻成了一個嗎啡鬼。
在這樣的描述中，楊虎城當過土匪的經曆和張學良天真盲目地相信一個醫生最後變成嗎啡鬼的事件都讓讀者難以置信，更遑論接受。筆者認為斯諾正是通過這樣的方式將“白色中國”建構成了與“普世價值”對立的“他者”，斯諾毫不掩飾對“白色中國”的反感，增強了讀者對“白色中國”的排斥。而這份排斥正是來自於對國民黨當局的失望，以及對苦難中的中國人民的深刻同情。
在斯諾的另一本著作《複興之旅》中就有相關的描述：在全中國，苛捐雜稅和沉重租債不斷逼使窮困的農民背井離鄉。在連年幹旱的地區，成百成千萬的人赤貧如洗，賣兒鬻女是常見的事情……蔣介石把饑荒當作鉗製馮玉祥和閻錫山的有效武器，不用糧食賑災……這個國家遠未統一，真正的革命未必已經開始。⑥
2、作為“對立”存在的“紅色中國”
事實上，由於長時間的消息封鎖，使在中國已然生活多年的斯諾並不清楚他將要踏足的蘇區是一個怎樣的地方。斯諾也將這些想法完整地呈現在《西行漫記》中。“我是到蘇區去。我所以‘有點不舒服’，是因為我身上注射了凡是能夠弄到的一切預防針”。在去西安的慢車上與一個青年人聊天時，當青年人提到家鄉附近有土匪在活動時，斯諾問：“你是紅軍嗎？可是紅軍不也就是土匪嗎？”。然而隨著斯諾對蘇區參觀和了解的深入，他開始呈現出和原先設想毫不相同的“紅色中國”，這樣“先抑後揚”的敘事方式不僅吸引了讀者的興趣，更向讀者暗示，接下來的“紅色中國”絕不同於之前所見所聞，是“另一個中國”。
其一，斯諾以西方文化的視角解讀蘇區，提高西方讀者對“紅色中國”的接受程度。
在對蘇區人物進行描寫時，斯諾常用西方人耳熟能詳的英雄做喻。斯諾在《西行漫記》中這樣描繪見到毛澤東時的印象：“他是個麵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他描繪劉誌丹“是個現代俠盜羅賓漢”。而在談到蘇區文化時斯諾會用西方文化現象做類比。如在談到紅軍的曆史貢獻時，他說“紅軍最有永久價值的貢獻……（是）已有千百萬年輕的農民聽到了這些嘴上無毛的青年所宣傳的馬克思主義福音（marxist gosp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