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三位學者的研究中，我們能看到很多有趣的相似點，體現了三者之間的繼承與融合。例如，勒龐認為，群體呈現出女性化的特征，“群體情緒的簡單和誇張所造成的結果是，它全然不知懷疑和不確定性為何物。它就像女人一樣，一下子便會陷入極端。”②近代法國對女子教育的忽略使得女性顯現出更多非理性的特征，因而在勒龐眼裏，女人往往理性不足，感性有餘。而在塔爾德看來，如果說群體是女性，那麼組成群體的則是服從、聽話、放棄男子本色的男人，群體組成對於男人來說意味著閹割。更進一步說，領袖與群體的關係就是同性戀者的關係。弗洛伊德則進一步發展了領袖與個人之間的聯係，在其著作《群裏心理與自我分析》中，他認為領袖與個人之見是“力比多聯係”，是愛的聯係，這種愛雖然不是性愛，但是仍屬於性本能衝動的表現。③
盡管三者之間有許多相似之處，他們的學說也存在著不同的地方。塔爾德相對於勒龐的最大的突破在於，他分隔了群體和公眾這兩個不同的概念，認為交流是區隔兩者的主要因素。並且結合報紙這種媒體對社會的影響，討論了輿論與公眾的關係。他認為相比於直接接觸時的近距離暗示，大眾媒介帶給人們的是遠距離的暗示，這是一種“純粹的神合”。前者是屬於群體的，而後者則是在公眾中才存在的。而從領袖與群體的關係來看，新聞工作者在這裏又充當的新的領袖，成為了新的催眠師。塔爾德還認為，相比於群體，公眾的行動更為緩慢，更為溫和，而且公眾的一個主要特征是它助長了輿論的潮流。而弗洛伊德的學說雖然是對群體心理的研究，但是他將原因又歸於個人心理層麵了，從精神分析的角度來看待群體心理，例如他將無意識定位於人的力比多衝動。
然而無論是勒龐與塔爾德開創的群體心理學還是弗洛伊德對群體心理學的繼承及其個體心理研究，都告訴我們非理性因素對人的影響是強大的，而且在很多時候這種因素主導著我們的頭腦，解構著啟蒙運動以來歐洲的理性主義。
三、《烏合之眾》的得失
作為群體心理學的開山之作，勒龐的功勞在於為這門學科搭建了一個框架，指出了後人應該關注的重要問題。但是作為一個早期的學術成果，《烏合之眾》顯示出了諸多不足。
在研究方法上，勒龐使用的主要是經驗的觀察與總結加上假設與推斷，論斷較多，對現象的歸納與描述比較充分，但並未使用嚴謹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因而從科學性方麵來講，《烏合之眾》則顯得比較粗糙了。
在論據的選擇方麵，勒龐也主要從法國大革命等轉折性的曆史事件作為參考資料。然而不得不說，在人類曆史上，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平凡而節奏緩慢的，蕩氣回腸的隻是其中間斷出現的幾個篇章。對於勒龐而言，他更關注的似乎是特殊曆史時期的群體心理，即社會動亂、革命時期的群體心理，而非普遍性的規律。
另外在論證過程中，《烏合之眾》除了不斷發出各種論斷外，其它基本上是曆史材料的堆砌，現象的疊加，而缺少對原因的探討。
在閱讀《烏合之眾》時，不能不注意到的是作者對於女人、種族、社會主義以及仍然以原始方式生活的族群有著嚴重的偏見。正如前文所說，對於群體暴露出來的種種缺點，勒龐均歸因於群體的女性特征，並將女性放在生命的“低級進化形態”類別中，並且認為女人是沒有主見，容易受暗示影響並走向極端的。同樣被劃入這個類別的還有兒童和“野蠻人”。在麵對女人、拉丁民族、社會主義的時候，勒龐所做的是從自己立場與生活經驗出發去揣測，而沒有站在曆史的、社會的角度上去尋找這種差異的原因，這是非常令人遺憾的。“創造和領導文明的，曆來就是少數隻是貴族而不是群體。群體隻有強大的破壞力。”④從中也可以看出勒龐對精英主義偏好與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