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他們對西方新聞自由的認識不如傳教士報刊和翻譯中對西方新聞自由思想的論述那麼深刻。但他們對西方新聞自由狀況的描述的詳細程度遠遠超過了早期甚至同一時期外國來華傳教士報刊和譯述中對西方新聞自由狀況的介紹。
大部分的出使人員回國後都將其日記出版。1861年至1900年的40年間，總共有61位中國學者撰述了關於外國情況的著作有151種，其中有一半的作者是出使人員。③這成為當時提倡新聞自由思想的改良思想家們吸取西學的重要資源。
但這些著述主要也還是從“中體西用”的哲學立場來認識和思考報刊和言論自由。他們將創辦報刊和要求實行一定程度言論自由看作是可以從西方借鑒過來嫁接到清廷封建製度之“體”上以實現國家富強的工具，即其所謂之“用”。從他們出版發行的日記和遊記來看，大多數早期出使人員對西方言論自由狀況的觀察和記錄還僅停留在現象描述層麵，隻關注其外在表現形式，如報刊報道自由，議會自由辯論等等。以及其顯在的社會功能，如輿論監督，上傳民意等等。隻有少數敏銳的出使人員如郭篙熹、馬建忠、曾紀澤等，進一步思考其新聞自由現象背後的本質，政教製度。但這種思考也沒有達到足夠的深度，而對這種製度得以自足的內在的政治哲學理念則更是無人問津。
結語
綜上我們可以看出，中國近代早期，即十九世紀三十年代至維新派改良主義思潮興起之前，新聞自由思想的傳入主要來源於傳教士報刊，出使外交人員的日記，而受這些影響的中國開明知識分子的著述和他們所辦的報刊則進一步發展了新聞自由思想。
但從總體上說，對新聞自由思想的傳播雖然繁盛，卻雜亂，缺乏係統深入的學術研究和理論專著。這些思想大多散見於報刊所刊登的新聞和政論。然而報章文體限於篇幅和體例，多為幾百幾千字的文章，很難詳盡而係統地展現完整的新聞自由思想。並且從當時知識分子的知識儲備和個人閱曆看，也很少有人有能力係統、深刻地全麵闡釋新聞自由思想。正如梁啟超所說的“自由之義，泰西古今哲人，著書數十萬言剖析之，猶不能盡也，淺學如餘，而欲以區區片言單語發明之，烏知其可。”④
不論是傳教士報刊還是早期的開明知識分子，他們對新聞自由思想的介紹和解讀都帶有很濃的工具理性色彩，重工具而輕價值，重實踐而輕理論，重宣傳而輕思辨，歸其原因，大致有兩點：一是近代中國麵臨深重的國家民族危機，二是中國傳統文化內核與西方文化內核的巨大差異，巨大的排斥造成了“中體西用”的矛盾統一體。
但是曆史的發展有它的規律，一種新的思想、學說從引進，到接受，普及，再到付諸實踐，深入人心，都需要一個漫長而複雜的過程。當政治經濟社會等因素的量變情況足夠使一種思想完全建立的時候，這種思想完整深入的根植人心也就是必然的事情了。之後中國的新聞傳播曆史發展也證明了這一點。□
參考文獻
①潘可新，《近代出使人員與晚清社會的變革》[D].吉林大學，2006
②王立誠：《中國近代外交製度史》[M].甘肅人民出版社，1991：130
③朱維錚：《郭篙熹等使西日記六種導言》[M].三聯書店，1998：2
④梁啟超：《新民說·論自由》[M].《梁啟超全集》第三卷，北京出版社，1999：681
（作者：中國傳媒大學2013級新聞學碩士研究生）
責編：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