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諳中國國情的德國籍新教傳教士郭士立通過賄賂當地官員疏通關節，於1833年8月1日在廣州創辦了一份名為《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以下簡稱《東西洋考》）的中文月刊，這是中國國土上第一份近代中文報刊。《東西洋考》首次將自由、民主、平等等西方近代政治哲學理念傳入中國，而這其中談到較多，較為完整的還是言論自由和自由主義思想。另一方麵可能正是由於郭士立同時也是一名鴉片商人和英國間諜的多重身份，他對於政治和經濟的強烈欲望，使得《東西洋考》更多的具有政治色彩，並在中國宣揚新聞自由以及自由主義思想。
第七期的《東西洋考》上刊載了一篇名為《新聞紙略論》的文章，這篇全文僅有337個字的短文，首次向國人介紹了當時西方國家的新聞自由理念、製度及其現實情況。該文稱在一些歐美國家的公民可以無需告官，無需審查便印刷出版新聞紙並且“隨自意，論諸事”。除了在新聞報道中介紹西方新聞自由以外，《東西洋考》還在卷首以“論”的形式刊發《自主之理》一文，較為詳細地闡述了英國自由主義思想和政治司法製度。文章認為自由主義能夠推動國家發展與社會進步，實行自由主義的國家，經濟繁榮，文化昌盛，政通人和，君民上下關係融洽。
鴉片戰爭後，中國被迫在東南沿海開放了五個口岸，以香港和上海的《遐邇貫珍》《六合叢談》為代表的外人報刊有了新的變化。他們在相對寬鬆的環境下，更為大膽的討論政治問題，更加詳細地介紹西方自由主義的優勢，抨擊清政府壓製言論自由的行為，並且刊登許多中國知識分子的來稿，其中就包括日後第一份華人創辦的日報《循環日報》的主編王韜。這些報刊的發行量和讀者群體較之前也有所擴大。
初期的傳教士報刊所宣傳的新聞自由思想僅限於勾勒西方自由主義發展情況的概貌，缺乏嚴謹的論證和理論上的解析。隻是具體展示其在現實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的實際功效，如促進經濟繁榮，推動文化昌明，維護政治社會秩序和諧等等。而不是把自由主義作為一種終極信念與原則，從價值理性的層麵來進行論述。可能這樣從傳播效果來說，更加針對士大夫知識階層的價值取向，即以新聞為工具，去塞求通，溝通上下，圖存，富國，強民。
在這一階段，中國率先開眼看世界的知識分子，如魏源等對於《東西洋考》所介紹的西方新聞自由情況是作為參考的，他們對新聞自由並沒有十分自覺地推崇和宣傳意圖，而僅僅是在他們編纂的書籍之中予以介紹，並沒有其本身的明確價值判斷。即便如此，在當時強大的頑固守舊的勢力看來，這些介紹性的著作也屬異端，受到了強烈的批判。
三、出國人員對西方新聞自由情況的采集與傳播
1875年至1911年，清政府派出了常駐公使58人，駐節16個國家。①晚清出使人員不僅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橋梁，他們在現代新聞自由思想舶來中國的過程中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首先，他們對西方新聞自由狀況的觀察和描述主要基於收集情報和信息的動機，所以這些出使人員所寫的日記，遊記等著述，呈現出一幅頗為詳盡和全麵的西方言論自由景觀。“傷下東西洋出使大臣，務將大小事情逐日詳細登記，按月彙成一冊，谘送臣衙門備案查核，其外洋書籍、新聞紙等件內有關係交涉事宜者，亦即一並翻譯，隨時谘送，以資考證”。②因此，他們普遍關注西方報刊，有些人對西方報刊還進行了相當深入的調查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