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中國早期新聞自由思想的引入與發展
媒介縱橫
作者：閻昭
【摘 要】新聞自由思想對於中國來說是不折不扣的舶來品，它發端於十九世紀上半葉傳教士報刊活動的興起，這些報刊最早將西方新聞自由的大致情況進行了介紹，雖傳播範圍不廣，影響力不大，卻引起了敏銳開明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的注意。雖然他們對新聞自由的理解多停留在工具理性層麵，並未在價值理性層麵進行係統研究，但他們也完成了學習、介紹西方新聞自由思想這一曆史使命，為中國近代新聞事業的發展，推動民族和社會進步作出了巨大貢獻。
【關鍵詞】新聞自由 傳教士報刊 工具理性 中體西用
一、中西迥異的曆史背景
新聞自由這一概念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等思想集合發展而來。在西方，新聞自由有著深厚的理論基礎和現實土壤。
新聞自由濫觴於多種西方的宗教和政治思想傳統。文藝複興的宗教倫理改革，知識權力從教會與精英群體的壟斷中解放出來，文學藝術得到繁榮發展，到資本主義經濟的萌芽，再到洛克、盧梭對天賦人權，自然權利思想的闡釋與普及，轟轟烈烈的資本主義革命、啟蒙運動等等，這是新聞自由提出的前提和基礎。
從十六世紀新聞自由萌芽開始，到十九世紀資本主義及其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完全建立，曆經三百多年的理論和知識自上而下的積累和自下而上的鬥爭博弈的實踐。由約翰·彌爾頓、約翰·密爾、傑斐遜等人前後提出並總結完善了一係列自由主義理論，如觀點自由市場，出版自由，真理自我修正等等。新聞自由思想作為西方自由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在新聞傳播領域的體現和投射，業已形成體係，並深入人心。
反觀中國從十六世紀到十九世紀的三百年曆史。總體上說，沿襲兩千多年的封建專製在這一時期已經腐朽僵化沒落。儒家哲學作為國家哲學密不透風地壓製個人的自由，在禮義綱常麵前個體的存在與訴求不被認可。在這種環境下，有少數有識之士對新思想進行有益探索。如明末清初的學者、思想家，黃宗羲與顧炎武等。黃宗羲所撰的《明夷待訪錄》，第一次以較為明晰的理論體係為中國社會的發展提供了一種具有近代民主、平等色彩的曆史選擇，為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和舊民主主義革命提供了重要思想武器。然而這些“離經叛道”的思想在當時的環境下是不被理解和受到批判的，難以得到深入地討論和廣泛的傳播。
隨著外部入侵和內部矛盾雙重衝擊，國家和民族危機日漸深重，引起了大批知識分子、士大夫和部分開明統治階級的覺醒。在外有引入，內有覺醒的條件下，新聞自由才有了進入中國並在中國發展的現實可能性。
二、傳教士報刊——中國近代新聞自由思想的濫觴
在中國，新聞活動及其機構曆史可謂悠久，從唐朝邸報，到宋代小報，以及明清的京報，但它們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獨立、專業化，有組織，以傳播新聞信息，引導輿論為目的，以市場為著眼點的近現代新聞事業。所以可以稱其為“新聞活動”但並不在“新聞事業”的範疇。
傳教士報刊是中國近代新聞事業發展的第一步。其中有中文報刊，如《察世俗每月統計傳》，主要傳播宗教內容及西方自然科學；也有英文、葡文報刊，如《蜜蜂華報》，僅供在華外國人交流信息，並維護他們的在華利益。這些傳教士報刊影響力雖然有限，也盡量避談政治問題。但正是這些內容不一、目的各異的報刊，讓中國早期的思想啟蒙者們耳聞目睹到了新聞的作用，以及新聞自由對於社會變革的重要性。而在鴉片戰爭之前，對新聞自由闡述較為具體，涉及政治問題相對較多，影響較大的當屬《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