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社會，國家行政機關普行公務員製度。對於各級各類國家公務員在行為上有嚴密規範，嚴密防範國家行政人員以權謀私。對於貪汙腐敗行為則有詳明的法律予以量刑懲治。其懲貪法律的完備、嚴格，充分說明資本主義國家對懲治貪汙腐敗的高度重視。
有了懲貪治腐的法律，還須實施才能發揮作用。前麵已經說過，在中國漫長的古代社會，出現過多次盛世。作為盛世的主要標誌之一，是官吏奉法守職，為政清廉。而要達此目的則須認真實施懲貪之法。如著名的貞觀之治，就是因為唐太宗李世民任法為治。他強調“人有所犯，一一於法”。皇叔江夏王李道宗也因“坐贓下獄”，受到“免官、削封邑”的處分。由於唐太宗以皇帝之尊奉法，流風所及，“官吏多自清謹，製馭王公妃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跡，無敢侵欺細人”②。（②《貞觀政要》卷五、卷一。）明初以重法製贓吏。洪武十八年戶部侍郎郭桓吞盜官糧，朱元璋下令嚴訊，六部侍郎以下數百人均處死刑。追贓700萬擔。如此施法，對吏治的清明產生了積極作用。中國古代所以出現所謂盛世，往往是和嚴於實施懲貪之法，嚴於治吏緊密聯係的。
中外情況不同，但其理一般。許多資本主義國家有嚴密的懲貪法律，而貪汙腐敗案層出不窮，就是執法不嚴的緣故。相反，一些國家貪汙腐敗斂跡，正是執法以嚴的結果。
（二）建立製衡機製，發揮監察機關的作用。中因向來缺乏有力的權力製衡機製，所以更易於產生腐敗。盡管如此，在中國集權專製的政治體製中，監察機關仍然發揮了一定的作用。在中國，秦漢時期，監察機關已經形成獨立的體係，監察製度也有一定的規模。漢代監察機關主要職責是糾彈違失，察舉非法；考課百官，薦舉人才；治理大獄，監督司法。越往後發展，各朝代監察機關的職掌日趨廣泛，監察機關據以察吏的法規不斷完備，監察機關的地位更加顯赫。有時候確實起到整飭官風官紀的作用。隋文帝時治書侍禦史抑或持節巡視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長吏貪汙不稱者二百餘人。州縣肅然，莫不害懼”①。（①《隋書·柳或傳》。）有元一代，監察機關禦史台與總政事的中書台，掌軍機的樞密院處於差不多同等重要的地位。元世祖忽必烈說：“中書朕左手，樞密朕右手，禦史台是朕醫兩手的”②。（②葉士奇《草木子》。）明太祖朱元璋也認為：“國家之三大府，中書總政事，都督掌軍旅，禦史掌糾察，朝廷綱紀盡係於此，而台察之任尤清要”③。（③《明史、職官誌二》。）監察官員因為有權參劾朝內百官，使他們成為官僚隊伍中具有威懾力的人物。雖然中國曆朝的監察官員在履行職責時受到各種幹擾和牽製，遇到巨大阻力，但曆朝仍不乏不避權貴、大膽履行職責、剛正不阿監察官員，在維護綱紀、反腐懲貪上給後人以激勵。
資本主義社會號稱權力製衡機製最為完備，三權分立的體製最完美最民主。實際上，迭出的醜聞，證明了他們那種製衡機製漏洞百出。當然，從社會發展的觀點來說，資本主義的製衡機製比封建社會的要完善，發揮的作用更經常，製衡的力量更大。可資借鑒。
香港“總督特派廉改專員公署”是取得成效、可資借鑒的特殊的經濟監察機構，它不受任何政府部門管轄，直接向港督負責，有獨立辦案的權力。它的主要職責是肅貪。廉政公署成立以來，刮起過幾股廉政風暴，有力地打擊了阻礙香港經濟發展的猖獗的貪汙賄賂之風。它已成為一切犯有貪汙受賄罪行公務員的克星，在市民中贏得了聲望，並於1987年11月被推舉為第三屆國際反貪汙會議的主持機構。
（三）懲貪與獎廉結合。中國古代社會的最高統治者為了澄清吏治，在懲戒贓官的同時，還注意樹立清官廉吏的形象，為官吏立範。東漢董宣為洛陽令，不畏權貴，格殺湖陽公主豪奴，並大言數主之失，即使皇帝令其向公主謝罪，宣也兩手據地，終不肯俯。宣死時，“唯見布被覆屍”，“有大麥數斛，弊車一乘”①。（①《後漢書·卷七十七（酷史列傳）》。）光武帝十分感傷，讚曰“廉潔”。包拯、海瑞等清官死後，皇帝又諡又彰。包拯賜諡“孝肅”，追贈為禮部尚書。海瑞諡為“忠介”。清康熙帝曾欽賜於成龍為“清官第一”，“實天下廉吏第一”的稱號。中國古代還專門形成了獎廉懲貪的考課製度。考課的內容主要是官吏“廉否”。晉時考官以“公廉”為首。唐朝對流內官實行“四善二十七最”考課法，以“清慎明著”為四善之一，以“揚清激濁”為二十七最之一。對流外官實行四等考課法，以“清謹勤公”為一等。兩宋考課均以“清謹”、“廉恪”為上。明清兩代考吏，將“貪”、“酷”列為居官之大弊。考課是為了賞罰。賞有增秩、遷官、賜爵，罰有罰俸、降調、免官，永不敘用。依法治罪等。考課製推崇清廉，貶斥貪酷，體現了國家對官吏的要求和統治者治吏治人的意向，多少發揮了刷新吏治的積極作用。
外國推行的公務員製度一般也有考績升遷規定，廉潔奉公與否，是考績的重要內容。“廉”者、“能”者可屢獲升遷，“貪”者“腐”者則被革職、開除。
（四）借助社會的監督。民心的得失，百姓的譽毀準確地反映出廉政與否，從而也可察知政局的興衰。所以中國曆史上的賢明之君，為求治世，重視借助社會的監督，來整飭吏治，穩定民心。為了使群眾監督官吏執法，有的采用公布法律，使民眾掌握的方法。戰國時秦國商鞅變法，“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他認為隻有這樣做，才能“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幹法官也”①。（①《商君書·定分》。）這種使民知法，以法察吏的主張實施後，達到了“法大用，秦人治”②（②《史記、秦本紀》。）的良好效果。漢時，“選遣八使徇行風俗”③。（③《後漢書·張綱結》卷八十六。）唐代春秋兩季巡察州縣，都具有了解輿論民情、考察與監督官吏之意。元朝設各道肅政廉訪司統一時間對路、府、州、縣的官吏巡行監察。明朝設通政使司作為通達下情的機關。朱元璋明白指出設立該機關的目的是“雍蔽於言者，禍亂之節，專恣於事者，權奸之漸，故必有喉舌之司，以通上下之情，以達天下之政者”④，（④《明史》卷七十三。）“凡四方陳情建言，申訴寬滯，或告不法等事，於底薄內謄寫訴告緣由，齎狀奏聞”⑤。（⑤《職官誌二》《通政使司》。）這些作法對震懾貪汙違法不逞之官，起到了一些積極作用。
資本主義社會中不同的黨派為了其各自的利益，往往借助新聞這種有力的監督工具，許多貪汙受賄、營私舞弊案，總是被揭諸報端，大曝其光，迫使司法機關予以查究。此外，資本主義社會的監督機關有時也注意溝通與民眾的聯係，香港“廉政公署”能卓有成效地工作，利用社會監督是重要原因之一。它在鬧市區設立8個分支處，從上午9點到晚上9點一直辦公，方便市民舉報。僅1974—1987年的14年間就接獲82127宗投訴和舉報，掌握了大量線索。
（五）采取積極措施，教以成廉，修以成廉。所謂教以成廉，即從教育入手，造成廉潔的社會風氣，培養官吏的清廉之風。漢初賈誼針對“富民不為奸而貧為裏罵，廉吏釋官而歸為邑笑；居官敢行奸而富為賢吏。家處者犯法為利為材士”①（①《賈誼集·時變》。）的貪鄙風俗，提出漢廷必須加強廉恥仁義的教育，從而移風易俗，使天下同心而向道。他說，“蹶六國，兼天下，求得矣，然不知反廉恥之節，仁義之厚，信並兼之法，逐進取之業，凡十三歲而社稷為虛。不知守成之數，得亡之術也，悲夫!”②（③《日知錄·廉恥》。）在他看來，秦王朝隻重法而不重道德教育，故官吏不知廉恥仁義，13年就滅亡了，這是一個深刻的曆史教訓。因此，國家必以廉恥為教，造成民以廉恥為德，官以廉恥為行的風氣，否則想長治久安，是不可能的。明清之際的顧炎武，進一步發展了教以成廉的思想。他認為“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恥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③。（②《賈誼集·時變》。）也就是說，教育是形成廉恥之風的關鍵。他還提出了獎廉的具體措施。
修以成廉，是說通過加強道德修養樹立清廉為政的品德。《管子》最先提出這個問題。《管子》認為“廉”是治國的四大綱要之一。道德修養根本要求之一是“廉”，即正直不貪，不損公肥私。修養的方法是從小廉做起，修小廉而後行大廉。北朝的顏之推提出修廉要有真誠之心。修清廉之名，不是圖虛名而是求其實，故無真誠之心，雖博有清廉之名，而實際上貪汙受賄，也是遲早要暴露的。顧炎武認為，修廉首先要培植自己的知恥之心。也就是說，要有不廉為恥的意識，沒有道德上的自覺，要想清廉是不可能的。
這種教以成廉，修以成廉的優秀思想傳統，在曆史上發揮了積極的作用。這是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反腐思想和措施中所沒有的。中國共產黨人繼承了這一寶貴思想遺產，並且發揚光大了它，特別重視思想教育與人們的道德修養。事實表明，這是有效的積極措施。
（汪太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