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是閏土,他是現在的劉高興。
現在的劉高興使我萌生了寫作的欲望。我想,劉高興和他那個拾破爛的群體,對於我和更多的人來說,是別一樣的生活,別一樣的人生,在所有的大都市裏我們看多了動輒一個慶典幾千萬,一個晚會幾百萬,到處張揚著盛世的繁榮和豪華,或許從他們的生存狀態和精神狀態裏能觸摸出這個年代城市的不輕易能觸摸到的脈搏吧。當這種欲望愈來愈強烈,告知給我的一位朋友,朋友卻不以為然:曆史從來是精英創造的,過去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現在是管理層的實業界的金融行的時尚群的叱吒風雲人物,這樣的題材才可能寫出主流的作品,才可能寫出大的作品。朋友的話是沒有錯,但我有我的實際情況,以我生存環境和我學識才情的局限,寫那樣的題材別人會比我寫得更好,我還是寫我能寫的我也覺得我應該寫的東西吧。我在這幾年來一直在想這樣的問題:在據說每年全國出版千部長篇小說的情況下,在我又是已經五十多歲的所謂老作家了,我現在要寫到底該去寫什麼,我的寫作的意義到底是什麼?我掂量過我自己,我可能不是射日的後羿,不是舞幹戚的刑天,但我也絕不是為了迎合和消費去舞筆舞墨。我這也不是在標榜我多少清高和多大野心,我也是寫不出什麼好東西,而在這個年代的寫作普遍缺乏大精神和大技巧,文學作品不可能經典,那麼,就不妨把自己的作品寫成一份份社會記錄而留給曆史。我要寫劉高興和劉高興一樣的鄉下進城群體,他們是如何走進城市的,他們如何在城市裏安身生活,他們又是如何感受認知城市,他們有他們的命運,這個時代又賦予他們如何的命運感,能寫出來讓更多的人了解,我覺得我就滿足了。
在一次會上,有個記者反複地在追問我:你下一部作品寫什麼呢,下一部作品寫什麼呢?我不耐煩了,說了我的計劃,不想這位記者就在報上發了消息,鬧得到處的報紙轉載,都知道我要寫進城民工的作品了。而這時,一個陌生人,可能是讀者吧,他寄給了一信,信裏什麼也沒說,隻是兩個紙條,一條寫著: “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還是山,看水還是水。”一條寫著: “每有製述多用新事,並以文采妙絕當時。”這些話都是古人的話,而陌生人這個時候將此話抄寄給我,我知道這是提醒,這是建議,這是鼓勵和企望。這就讓我感動,也很緊張,有了壓力。原本動筆寫便覺得我僅僅了解劉高興而並不了解拾破爛的整個群體,純是蘿卜難以做出一桌菜的,我得穩住,我得先到那些拾破爛的群體中去。
於是,我開始了廣泛了解拾破爛群體的工作,這項工作我請了文友孫見喜先生給予幫忙,因為以前聽他說過,他的老家村裏幾乎有三分之一的人在西安拾破爛。老孫也是商州人,好衝動又極熱心,他立即聯係在西安拾破爛的一個親戚,並實話實說是我想去他們租住處看看。這位親戚第一個反應是:賈平凹?是那個寫書的嗎?老孫說:你還知道賈平凹呀,是他,他想去看看你們。這位親戚沉默了,說:他來看我們?像看耍猴一樣看我們?老孫說:不,他不是那樣。這位親戚說:要是作為鄉裏鄉親的,他啥時來諞都行,要是皇帝他媽拾麥圖個好玩,那就讓他不要來了。
老孫把這話轉達給我,我想起了以前攝影界曾引起了一場爭論的一件作品。那個作品是一個騎自行車人在馬路上摔倒的瞬間,畫麵極其生動,藝術性非常地高,但這個作者是為了拍這張照片,特意在馬路上挖了一個洞而隱身於旁拍攝的。我告訴老孫:咱們雖然是為了更豐富寫作素材去了解他們的,但去了就不要再想著要寫他們,也不要表現出在可憐他們同情他們甚至要拯救他們的意思,咱們完全是串門。我們就去了,沒有帶筆記本,沒有帶錄音機,也沒有帶照相機,而是所有口袋裏都裝了紙煙。
那是一個傍晚,我們按照老孫親戚提供的地址尋去,沒想在西安南郊城鄉結合部的村子是那麼多,這個村子和那個村子又沒特別的標誌,我們竟進入了另一個村子,這村子又有幾十條巷道，兩個小時過去了還沒尋出個眉目。去問路燈下那個蹴著吃紙煙的人:這村裏有沒有個叫×××的租住戶?那人說:滿天都是星星,你問哪個?我又問:住沒住拾破爛的?那人說:前邊那條巷裏都是拾破爛的!我們走進去,果然巷道裏有許多架子車,有婦女在那裏分類著破爛,而兩個男的端了碗在門口燈下吃飯,包穀糝稀飯裏煮著土豆,土豆沒有切,吃的時候眼睜得老大。我們問知道不知道個×××的,隻搖頭,不說話。鑽進一個院子,四邊的房像個炮樓,幾十戶人家門上都吊個門簾,看著如中藥店的藥屜,老孫放聲喊:×××!有人揭了門簾出來倒水,說屋裏有個病人哩,你不要喊。老孫說:我找×××。那人說:這裏沒個×××。
我們到底沒有尋到×××。但是,也就在那一夜,我們以找鄉黨為名,鑽進了十多個院子,接觸了十五六個拾破爛的人,看了他們住的怎樣,吃的什麼,大致詢問了他們各自的進城的原因、時間和收入狀況。他們大多目光警惕,言語短缺，你讓他多說些,他說這有啥說的或說我不會說,嗤啦一笑就躲開了。他們中沒個劉高興,這讓我遺憾。還好,最巷頭的那個院子裏一個瘸子健談,他接過了我給他的一包紙煙,拆開了就天女散花一樣分別給站在各個門口的人扔去一根,扔去的紙煙沒有一根不被在空中接住,然後就圍過來說:嚇,貴紙煙麼!瘸子說他是老破爛,來西安十年了,院子裏的人都是他先後從村裏帶出來的,就像當年鬧革命,一個當紅軍了,就拉了一幫人當了紅軍,現在他們村就叫破爛村。老孫說我們老家村裏有個老者,兒子孫子裏七個人當個兵,人叫老者是兵種,那你是破爛種了!沒想一句笑話,站在另一個門口的婦女卻說:他算什麼破爛種,連個老婆還沒有哩!說得瘸子頓時尷尬,領我們到他的住屋,一邊拍打著床沿上的土讓我們坐,一邊說:我又不是沒有過老婆,我是有過三個老婆哩,合不來,都是不到一年我就攆走了。那是肮髒不堪的十平方米的小屋,沒有窗戶,味道難聞。老孫翻人家的被褥,揭人家的鍋蓋,又把人家晾在床頭木板上的幾塊幹饃掰開來說黴成這樣了還能吃呀,再就是在枕頭底下發現了一本雜誌,老孫說:還看雜誌?他說:看麼。老孫說:知道不知道有個作家……我忙製止了老孫,把雜誌拿過來,雜誌上卻有一半張頁粘在一起揭不開。問怎麼粘成這樣,他一時臉麵通紅,支支吾吾說睡下胡思亂想哩就動了手,又嫌弄髒了褥子,就……把雜誌奪過去又塞進枕頭下。我沒有反感他,也沒有說什麼話取笑他。我問了他的名子,他說白殿睿,不是建設的建,是宮殿的殿。名字起得很文雅。
我記住了白殿睿,過後又去找過他幾次,他已經是拾破爛中的老油條了,我拿給他一條紙煙,他要把他拾來放在床頭的一扇鋁窗送我,我沒接受。他問我是幹啥的,是不是記者,是記者,給他拍個大照片，登報上多好。但再次去我拿了照相機,他卻病了,拉肚子拉得爬在床上不得起來,拒絕了我給他照相。
而老孫的那個親戚,我們再次聯係,終於弄清了那個城中村的位置,這次同我和老孫去的還有一位美術教授，他有私家車,說他也想畫畫拾破爛的人。車一到村口,×××已經在那裏張望,穿了雙皮鞋,但腿老弓著。老孫說:這鞋是拾的吧?他說:哪能拾到這麼新的鞋,人家送的,本來要留給兒子的,你們要來就穿上了,有些小。卻低聲問:穿西服的是賈平凹?老孫說不是,用手指我。他說:個子不高麼!我當然還是帶著紙煙,但他說他把煙戒了。進巷道,入一戶院門,後邊是一座六層簡易樓,×××就住在頂層,而頂層一共七個房間,分別住了他的六家親戚。他們都是才從街上回來,正生火做飯。我去每一家看的時候,他們也都是笑臉。後來我們就坐在×××的屋裏,屋裏小得打不開轉身,天又熱,一股子鞋臭味。美術教授就呆不住了,他說他下去轉轉,要走的時候給他打個電話。美術教授是沒在農村生活過,我生活過,我就脫了鞋坐上了床,問這房的租金,問他在哪條街上拾破爛,那麼遠的路早晨怎麼去晚上怎麼回來,就自己取了碗從保溫瓶裏要倒水喝。他臉上活泛多了,但回答我的話都是些通用話,比如,他說這租金合適,我們能接受,在朱雀門外那一帶拾破爛,收入挺好,他有一輛自行車早上帶老婆進城,架子車都是存在收購站上的,日子比才來時好,日子會越來越好。老孫說:你不要那麼正經,你想說什麼就說什麼,胡諞!他說:還真胡諞呀?我說:胡諞!三個人就都笑了。我們就亂七八糟地胡諞了,他竟是那樣健談,雖然沒有劉高興說的那麼形象,但拾破爛中的一些事記得很準確,一件一件連時間地點都說得清,我先還真會逗引,逗著他說,後來完全浸沉在他的故事中,隨著他的高興而高興,隨著他的難過而難過。他老婆在門外爐子上做飯,進來說:你隻排誇你出五關斬六將哩,咋不說你走麥城!你出來。他出去了,又進來說:老婆問你們吃了沒，沒吃了就在我這兒吃?我說:就在你這兒吃。他就對老婆說:在咱這兒吃哩,你去村商店買些掛麵。我趕緊說:買什麼掛麵?做啥我吃啥。我就又問了怎麼個走了麥城?他講了三宗,一宗是他在建築工地被人家打了一頓,一宗是被街上的混混騙了三百元,一宗是被市容隊收沒了架子車。飯做熟了,是熬了一大鍋的包穀糝稀飯,給我盛了一大海碗,沒有菜,沒醋沒辣子,說有鹽哩,放些鹽吧,給我麵前堆上了一紙袋鹽麵。筷子是他老婆給我的,兩根筷子粘連在一起,我知道是沒洗淨,但我不能說再洗一下,也不能用紙去擦,他們能用,我也就用,便扒拉著飯唏唏溜溜吃起來。×××一直是看著我吃,把那個風扇從床下取出來,那是個排氣扇,吹過來的風是一股子,而且電線斷了幾處重新接上沒纏絕緣膠布,我耽心他觸上了電,他說:沒事。不停地轉動著排氣扇的方位給我吹。我把一大海碗飯吃完了,他說:夠了沒?我說:夠了。他說:我估摸你也夠了。
老孫的這位親戚,後來雖然和我稱不上朋友,卻絕對成了熟人,他常到老孫那兒去,而他一去,老孫必定會給我電話我也就去了。他有時拿著一些拾來的好東西送給我們,比如一個笛子,一個老式的眼鏡盒,我們付給他一百元錢。他知道我喜歡收藏,有一次拿來了一個小黑陶罐,以為是個古董送我,我欣然接受,但我知道那是個幾年前才燒製的罐子。我給他付錢的時候,他堅決不要,卻說:要是今日我隻收入十元錢,那我會收你的錢的,可我今日已經收入了十八元了,這就夠夠的了,我隻求你幫個忙。原來他的一個兄弟拾破爛時把架子車停放在了馬路邊,而那一段馬路立了牌子不準人力車通過,他兄弟不識字停放了,市容隊就拉走了架子車,他兄弟去討要,市容隊說罰五百元了才能把架子車拉走。他求我能不能幫著把架子車要回來。
我說:我給你要回來。
他說:真能要回來了,我請你喝酒!
其實我和老孫哪兒有疏通市容隊的能力呀?但我必須得幫他要回架子車,就叫來了電視台一個朋友,商量出一個陰謀:讓他帶著攝像機,如果他們不給架子車,便威脅著媒體要曝光這種粗暴對待弱勢群體的行為。我們是一路上都在給自己壯膽,可萬萬沒想到的去了市容隊,那裏竟有人認出了我,對我的到來興奮不已,我成了座上賓。那就好,寒暄之後,我便說了情況,架子車不費吹灰之力要回來了。×××激動地抱住我,說我牛,牛得很,並要了我的名片,說以後誰再欺負他,他就拿出我的名片,說他是我的表哥。便問我:我能說是你的表哥嗎?我說:是表哥!
幾個月後,我終於寫起拾破爛人的故事了。
但我沒有想到,寫起來卻是那樣的不順手,因為我總是想象著我和劉高興、白殿睿以及×××的年齡都差不多,如果我不是一九七二年以工農兵上大學那個偶然的機會進了城,我肯定也是農民,到了五十多歲了也肯定來拾垃圾,那又會是怎麼個形狀呢?這樣的情緒,使我為這些離開了土地在城市裏因貧困、卑微、寂寞和受到種種歧視的他們而痛心著哀歎著,一種壓抑的東西始終左右了我的筆。我常常是把一章寫好了又撕去,撕去了再寫,寫了再撕,想為什麼中國會出現打工的這麼一個階層呢,這是國家在改革過程中的無奈之舉,權宜之計還是長遠的戰略政策,這個階層誰來組織誰來管理,他們能為城市接納融合嗎,進城打工真的就能使農民富裕嗎,沒有了勞動力的農村又如何建設呢,城市與鄉村是逐漸一體化呢還是更加拉大了人群的貧富差距?我不是政府決策人,不懂得治國之道,也不是經濟學家有指導社會之術,但作為一個作家,雖也明白寫作不能滯止於就事論事,可我無法擺脫一種生來俱有的憂患,使作品寫得苦澀沉重。而且,我吃驚地發現,我雖然在城市裏生活了幾十年,平日還自詡有現代的意識,卻仍有嚴重的農民意識,即內心深處厭惡城市,仇恨城市,我在作品裏替我寫的這些破爛人在厭惡城市,仇恨城市。我越寫越寫不下去,到底是將十萬字毀之一炬。我不寫了,我想過一段時間再寫。恰好這一段時間發生了一件特大的事,幾個月就再沒去摸筆。事情還是出在老孫的那夥拾破爛的同鄉裏,一個老漢,其實比我也就大那麼幾歲,他們夫婦在西安拾破爛時,其女兒就在一家飯館裏端盤子,有人說能幫她尋一個更能掙錢的工作,結果上當受騙,被拐賣到了山西。老漢為了找女兒,拾破爛每當攢夠二千元就去山西探訪,先後探了兩年,終於得知女兒被拐賣在五台縣的一個山村裏。老漢一直對外隱瞞著這事,覺得丟人,可再要去解救女兒時沒了路費,來借錢,才給我和老孫說了。我和老孫埋怨他出了這麼大的事為什麼不及時報案,也為什麼不給我們說,而且憑你單槍匹馬一個人去能把人解救回來?我們當即帶他去報案,但他租住地的派出所卻以他不是當地戶口為由不理睬這事,是老漢和他們吵了一場,案是報上了,派出所卻強調要讓去解救可以,但必須提供準確無誤的被拐賣人的地址,並提供最少五千元的出警費。為了確鑿地址,老漢再次去了五台縣,我們給他出主意,叮嚀如果查訪到女兒,一定要穩住那家人。十幾天後他回來了,哭著給我們說:我隻說咱商州窮,五台縣的深山野窪裏比咱那兒還窮,一年四季吃不上白饃。咱女兒年紀那麼小,整天像牲畜一樣被繩子拴在屋裏,已經給人家生了個娃了……他哭,我和老孫也流眼淚,拿了錢去給派出所,派出所卻說當時警力不夠,要等一個月後才能抽出人手。我和老孫又聯係老孫老家的派出所,那裏的派出所有認識的人,派出所長答應親自去解救,花銷還可以減到三分之二。幾番折騰後,組成了解救隊伍就出發了。那個晚上,按計劃是應該到了五台縣的山村,被拐賣的女兒能不能見到,那家人和村民會不會放人,可能發生械鬥嗎,去的車輛夜裏走山路能安全嗎,我和老孫心都懸著,一直守在電話機旁,因為事先約好,一人解救出來就及時通報我們的。九點鍾沒有消息,十點鍾沒有消息,十一點了還沒有消息,老孫拿出一小筐花生,說:應該沒事,派出所長有經驗,他解救過三個被拐賣的婦女哩。我們就以吃花生緩解焦慮,但花生已吃完了,花生皮也一片一片在手裏都捏成了碎沫,十二點半電話仍不響。我說:電話是不是有毛病?檢查了一遍,線都好著,拿手機打了一次,立即就響了。老孫的母親一直也陪著我們,七十多歲的人了,緊張得就哭起來,說那女兒多水靈的,怎麼就被四十多歲的醜男人強迫著做媳婦生娃娃,如果這次失敗了,肯定人家就轉移了那女兒,那就永遠不得回來了!老孫說:你不要說麼,你不要說麼!他母親還在說,老孫就躁了,母子倆都生了氣,屋子裏倒一時寂靜無聲,隻有牆上的鍾表嗒嗒嗒地響。到了十二點二十一分,電話鈴突然響了,老孫去接電話,老孫的母親也去接電話,電話被撞得掉在了地上。電話是派出所打來的,隻說了一句:成功啦,我們正往溝外跑哩!我和老孫大呼小叫,驚得鄰居以為發生了什麼事,咚咚地過來敲門。到了一點,老孫說他想吃一碗麵條,他母親竟就擀起麵來,結果老孫吃了兩碗,我吃了兩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