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產業結構合理化指數。目前關於產業結構合理化度量指標的選擇，學者們還沒有統一的標準，都是根據自身的實際需要，運用相關理論構建適合的指數進行度量，從產業結構合理化的定義出發，本文比較認同幹春暉（2011）的觀點：認為產業結構合理化一方麵是產業之間協調程度的反映，另一方麵是要素和資源配置的效率以及產出結構耦合程度的一種衡量。因此本文擬采用該文對產業結構合理化的度量指標：
TL=ln
式中：Y、Yi、L、Yi分別表示地區生產總值、三次產業產值、總的就業人數、三次產業的就業人數。根據定義，產業結構合理化指數越小，其合理化程度越高；反之亦然。
（2）產業結構高級化指數。對於產業結構高級化的衡量，不同的學者也有著各自自己的觀點，吳敬璉（2008）認為在信息化推動下的經濟結構的服務化的一個典型特征就是第三產業的增長率要快於第二產業的增長率，因此幹春暉等（2011）指出將第三產業產值與第二產業產值之比作為產業結構高級化的度量；而付淩暉（2010）則在產業結構高級化演進順序的基礎上，通過構建各產業的向量夾角來度量產業結構高級化；還有其他學者認為資源和要素從生產率較低的部門向生產率較高的部門轉移是產業高級化的表現，因此建議以各產業產值比重與勞動生產率的乘積表示產業結構高級化程度（劉偉等，2008）；在眾多研究當中，比較認可的觀點就是，產業結構的高級化主要表現為產品結構向高附加值產業占主導演進，部門結構向技術、知識密集型產業研究，隨著科技的進步，尤其是信息技術的發展，產業結構出現了“經濟服務化”的趨勢。因此本文認為經濟服務化是現代經濟結構高級化的趨勢，故而參考幹春暉等（2011）的做法，用第三產業產值與第二產業產值（TS）之比衡量產業高級化。產業結構高級化指數越大，其高級化程度越高；反之亦然。
三、實證分析
（一）統計特征描述
改革開放以來四川產業結構合理化指數明顯趨於下降，表明四川產業結構在不斷調整的過程中，三大產業的比例關係以及產業間的耦合質量得到了不斷的優化；但在調整的過程中，呈現出了不同幅度的波動，1980年的波動幅度最大，這與當時我國農村家庭聯產責任製有關，當時四川是農村改革的先鋒，極大的促進了農村經濟的發展；四川高級化指數一直處於上升階段直至2002年，在1997年上升速度明顯加快，由於本文采用的是第三產業產值與第二產業產值之比，這可能是由於重慶市成為直轄市，導致四川的工業相對第三產業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下降，因此產業高級化指數呈現明顯上升趨勢，再加之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衝擊，對我省的工業實體經濟也有較大的影響；2002年產業高級化指數快速下降，表明四川正在大力發展工業，尤其是西部大開發的實施，促進了四川工業基礎和第二產業的快速發展，作為西部經濟高地，四川近年的經濟戰略一直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大力引進外資，承接東部的產業轉移，第二產業呈現快速增長的態勢。和全國對比來看，從彭衝等（2013）製作的中國各省區產業結構合理化與高級化相關表可以看出，2010年四川產業結構合理化程度在全國居於中間水平，但是產業結構高級化程度在全國處於後幾位，仍處於工業化的加速階段。
進一步考察產業合理化和高級化衝擊與經濟波動的關係，我們以2000年西部大開發作為分界點將1978-2013年分為兩個階段對各經濟變量進行描述。
從波動幅度來看，1978-2013，經濟波動較產業結構合理化波動和高級化波動劇烈些，具體而言，2000年之後的經濟波動幅度要明顯低於2000年以前的經濟波動水平，說明隨著四川省把握住機會，大力發展工業，經濟的抗波動性明顯增強。而產業結構的合理化在2000年之後其波動幅度低於2000年之前，這是四川省大力調整產業結構的結果；但產業結構的高級化在2000年之後其波動幅度與2000年之前略微上升。從與產出波動的相關係數來看，1978-2013產業結構合理化與經濟波動的相關係數為微弱的正值，2000年以前表現為弱周期性，2000年以後為較強的順周期性。1978-2013產業結構高級化與經濟的相關係數相對較大，但表現出逆周期性，無論是2000年以前還是2000年以後，產業結構高級化都表現出較強的逆周期性。
（二）變量的平穩性檢驗
為避免因數據不平穩而造成“偽回歸”現象出現，本文采用ADF檢驗法對各變量的平穩性進行檢驗，經濟波動指標、產業結構合理化波動指標和高級化波動指標在5%的顯著水平上拒絕了存在單位根的零假設，因此各變量是平穩的。
（三）VAR模型估計
在建立VAR模型之前先確定最大滯後期K是很重要的。對於滯後階數的選擇有多種判斷準則，其中包括LR統計量、赤地信息準則（AIC）以及施瓦茨準則（SC）。
VAR模型穩定性較好。基於此分析產業結構合理化和高級化與經濟波動的動態影響是可信的。
（四）脈衝響應函數
脈衝響應函數刻畫的是，在擾動項上加一個標準差大小的衝擊對於內生變量當前值和未來值所帶來的影響，更能直觀地描述變量間相互作用的動態效應，本文選用脈衝響應函數進行分析。
本期給TLO一個標準差的衝擊，隨即會對YO產生一個微弱的正影響，在第3期達到最大，緊接著正的影響逐漸減弱，直至8期後轉為微弱的負向影響，四川產業結構合理化波動與經濟波動呈正向關係，當給TSO一個標準差的衝擊，YO隨即會產生一個逐漸增大的負向影響，並在第4期達到最大，隨後減小，直至第7期以後，轉為正向的影響，因此四川產業結構合理化波動先期對經濟波動有正向的影響，產業結構高級化波動先期對經濟波動有較大的負向影響，這與彭衝等（2013）對全國做的結論相反：產業結構合理化波動與經濟波動呈負向的關係，產業結構高級化波動總體上對經濟波動有較大程度的正向影響；但就長期來說，產業結構合理化對經濟波動的影響最終會回到負向的關係
產業結構高級化對經濟波動的影響會轉為正向的影響，而這又與彭衝等（2013）的結論相符合。究其原因，一方麵可能是本文選取的指標度量有所差異，但另一方麵也說明了四川與全國相比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而這也正是本文的關鍵所在。總的來說，產業結構合理化衝擊對經濟波動有較大的正向影響，長期來看其影響在減弱並且轉為負向的影響；產業結構高級化的衝擊在短期對經濟波動有一個負向的影響，在長期則表現出正向的影響；這可能是四川正在大力調整結構，承接東部的產業轉移，走新型化工業道路的原因，一方麵由於工業的發展，四川省的經濟快速增長，但受製於國際國內形勢，呈現出波動性，而四川正在大力發展的信息化產業以及四川文化風俗本身具有的消費娛樂特性促進了第三產業的快速發展，因此在短期內表現出不一樣的特性，但就長期來說，會回歸到正常軌道。
給YO一個標準差衝擊，TLO首先表現出正向的影響，隨後趨向於零，4期之後產生一個微弱的正負交替影響，因此經濟波動對產業結構合理化產生了微弱的正向影響；而TSO表現為負向效應（圖（5）），初始值為較大的負值，短期內迅速減弱，4期之後轉為正向的影響，但正向的影響比較小，並逐漸減弱，在第9期轉為負向的影響。總的來說，經濟波動對產業結構合理化波動在先期有一個微小並減弱的正影響，在中長期則有微弱的正負交替影響，而對產業結構高級化波動有一個由負到正再到負的影響。TLO對TSO的衝擊首先有一個負向的效應，隨機轉為較小的正向效應，但第8期之後變為微弱的負向效應，而TSO對TLO的衝擊在1-7期都表現負向反應，隨後轉變為正的反應，但趨向於零；總體來看，產業結構高級化衝擊對產業結構合理化進程在短期有負向的影響，中期有正向的影響，長期表現為弱的負向影響，而產業結構合理化衝擊對產業結構高級化影響較大，但是在短期表現為負，長期為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