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產業結構變遷與經濟波動的動態關係研究
經濟研究
作者：馮瑩 陳魏
【摘要】產業結構變遷不僅是經濟增長的重要來源，也是經濟波動的重要驅動力。本文在梳理文獻的基礎上，基於四川省1978-2013年的相關數據，采用VAR模型實證分析了四川產業結構變遷與經濟波動的相互動態影響。研究發現：產業結構合理化和高級化衝擊都對經濟波動產生影響，但影響的方向恰好相反；在短期，產業結構合理化和產業結構高級化對經濟波動分別具有正向和負向的影響；在長期則與之相反。產業結構高級化波動對經濟波動的影響很大，而產業結構合理化則表現出相對較小的負向影響；經濟波動對產業結構合理化波動和高級化波動的影響分別表現為負向和正向關係。
【關鍵詞】產業結構高級化 產業結構合理化 經濟波動 VAR模型
一、引言
產業結構變遷是經濟增長的重要來源，是一個經濟增長對技術創新的吸收以及主導產業部門循序更替的過程，由此過程帶來的投入要素在不同產業生產率水平的流動，促進了整個社會生產率水平的提高；但與此同時，產業結構變遷在促進產業發展、維持經濟增長的過程中也會帶來一些問題。一方麵，技術進步和技術替代的衝擊會打破原有經濟的均衡，使得特定產業部門生產要素供給的變動，從而造成經濟波動；另一方麵，主導產業政策會引起社會投資結構和消費結構的變動，進而影響經濟的穩定性（幹春暉等，2011）。因此產業結構變動也是經濟周期的主要驅動力量之一（Kuznets，1971）。
陳彥斌（2005）指出，經濟波動的福利成本與經濟增長給中國帶來的貢獻是大致相當的，國民經濟為此付出了極大的代價。因此經濟發展需要的是持續健康的發展，“十二五”規劃綱要指出，要正確處理好保持經濟平穩發展、調整經濟結構和管理通脹預期三者關係，防範各類潛在風險，避免經濟的大起大落。“十八大”報告強調要以優化產業結構為重點加快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同時四川“十二五”規劃指出，要大力調整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到2015年，三次產業結構調整為10.2：50.8：39，城鎮化率達到48%左右。因此探討產業結構變遷與經濟波動之間的關係，對於我省在調整產業結構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保持經濟的平穩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在關於產業結構變遷與經濟波動的研究中，Eggers&Ioannidis（2006）通過對美國1950年來的研究發現，產業結構變遷對經濟波動穩定化趨勢的貢獻比例高達50%，並指出現有文獻低估了產業結構變遷的效應；相應的，李猛等（2010）從中國經濟波動的衝擊源中分解出產業結構衝擊，發現產業結構的衝擊貢獻了大約有15%～20%。劉霞輝（2004）總結道，伴隨著經濟增長的經濟波動現象是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顯著的特征，袁江、張成思（2009）更進一步解釋到，每輪經濟周期中，經濟總量擴張必與經濟結構分化相伴隨；反之，經濟回落時經濟結構不平衡亦在縮小。從各產業周期波動和經濟波動的影響效應出發，孫廣生（2006）認為第二產業與宏觀經濟波動的相關性最強，第三產業次之，第一產業則不相關。李雲娥（2008）研究發現第二產業和第一產業對宏觀經濟波動貢獻率最大，第三產業的變動與宏觀經濟波動之間不存在因果關係，宏觀經濟波動不是產業結構調整的根本原因。王宇等（2011）基於貝葉斯方法的結構突變模型，得出第二產業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周期性波動起著決定性影響的結論；方福前、詹新宇（2011）運用TGARCH模型分析發現三大產業對我國經濟波動具有非對稱性影響；詹新宇（2011）分析了山西省三大產業波動與經濟周期波動的關係。另有不少學者對產業結構變遷進行指標衡量後，來研究其與經濟波動的效應與貢獻，彭衝等（2013）采用VAR模型實證分析了二者的動態影響，指出產業結構合理化衝擊表現出弱逆周期性，對經濟波動具有“熨平效應”，高級化衝擊則呈強順周期性；李強（2012）指出產業結構合理化和高級化都有助於緩解經濟波動，但高級化的影響效應更為顯著；與此相似，幹春暉（2011）等也認為產業結構高級化是經濟波動的一個重要來源，產業結構合理化有助於緩解經濟波動。王延軍（2011）等采用結構變動值K和Moore指數作為我國三次產業結構變動的測量指標，分析發現而經濟波動是產業結構變動的格蘭傑原因，反之則不是。
綜上所述，現階段關於產業結構變遷與經濟波動的研究，主要集中於國家層麵，由於我國幅員遼闊，而且各省由於自然、曆史、人文等。因此，二者的關係必然會帶有各自的地域特征，並且由於指標的選取，各個結論可能會有些許差異，而研究區域內產業結構變遷和經濟波動的雙向動態影響也較少，詹新宇（2011）是所僅見的，采用VAR和狀態空間模型分析了山西省三大產業波動與經濟周期波動的關係，但是該文對於產業結構變遷的衡量是從三大產業各自的增加值出發，沒有考慮產業結構的合理化和高級化角度。因此本文立足於四川省，在指標的選取上參考眾多學者的觀點，從產業結構的合理化和高級化兩個角度出發，研究產業結構變遷和經濟波動的雙向動態影響。
二、研究方法、變量選取與數據說明
（一）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向量自回歸模型（VAR模型）來分析產業結構域經濟增長的關係。VAR模型由Sims在1980年提出，它將係統中每一個內生變量作為係統中所有內生變量的滯後值的函數來構造模型，將單變量自回歸模型推廣到由多元時間序列變量組成的“向量”自回歸模型。滯後期為p的VAR（p）模型的數學表達式是：
Yt=c+A1Yt-1+A2Yt-2+…+ApYt-p+hXt+εt，t=1，2，…，T
其中，Yt表示k維的內生變量列向量，Xt是d維外生變量列向量， p是滯後階數，T是樣本個數。k×k維矩陣A1，A2，…，Ap和k×d維矩陣h是待估計的係數矩陣。εt是k維擾動向量。
（二）數據來源和變量的選取
（1）數據來源。考慮到本文研究情況及數據可得性和有效性，選取四川省1978-2013年相關數據，本文樣本數據主要從《四川統計年鑒2014》和《新中國六十年統計資料彙編》直接獲得或計算而成。
（2）變量選取。對於波動測量的方法，比較常用的有時間趨勢法、一階差分法、HP濾波方法及BP濾波方法。其中HP濾波有其優良的性質，得到了很好的應用，因此本文擬采用HP濾波方法測量經濟變量的波動，選取以下變量作為被解釋變量和解釋變量：被解釋變量為經濟波動（YO），首先以1978年為基期，對各年份GDP進行GDP平減，然後通過HP濾波得到；解釋變量包括產業結構合理化缺口（TLO）和產業結構高級化缺口（TSO）。同樣采用HP濾波對合理化指數、高級化指數進行濾波處理得到；由於采用的是年度數據，按照Ravn&Uhlig的建議以及其他學者的做法，本文平滑參數取值為100。
（三）產業結構變遷指標測度
不少學者都認為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實際上就是產業結構實現合理化和高級化的過程。因此本文擬從這兩個維度來度量產業結構變遷的動態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