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鄉親依然是熱情的，我前麵說過有一搭沒一搭，在有一搭中，包括有邀請我們吃中飯的，實際上這也是客氣話，當革命越來越成為請客吃飯時，我們這些不革命或跟革命保持一段距離的人，隻是想多走走看看，而不在飯桌上逗留過多時間。當轉出大白故居時，我看到一塊大道地，一邊有幼兒園，是平水幼兒園的字樣；最近幼兒園也老是出事情，出了事情才會想到沒審批啊沒資質什麼的，這說明什麼呢，這說明教育嚴重地滯後於現實。但有這麼一個幼兒園，總也是希望之所在吧。
接著我們去了陳伯平的故居，那是修繕得不錯的一個地方，有賣票的窗口，卻無人看守，裏麵寂無一人。陳伯平是辛亥英烈，據說早年跟大白是多有交集，兩家相隔也就三四百米；但這兩人走了兩條不同的道路，陳伯平是跟徐錫麟秋瑾一批為推翻清朝而掉腦袋的，準確地說，他們死於1907年，離辛亥年還有四年呢。從資料上得知，陳伯平紀念館裏曾有劉大白的一個陳列室，屬於打包進去的，現進去一看，隻有幾張照片而已。這也真是而已而已啊。你說上麵不重視嗎，已經重視了呀，伯平這裏房子也蠻緊張的，還給你騰出一間來，不容易了吧。
離開平水時是略有一些悵然的，但可能是馬上要趕著去紹興城裏吃飯，所以這悵然也是極短暫的，很可能朋友的一條短信就能改變我的心情。是啊，沒什麼新鮮的發現，故鄉有時就像一本舊書，你可能是沒有好好讀過，也可能曾經描紅謄抄過，但等我們長大一切都已事過境遷之後，這本書或許還是好好的，但你讀它的心情和時間都已經沒有了。在大白故居，在我們共同的故鄉，一切都是匆匆的，即使喝了黃酒略有醉意，但打個盹喝口水馬上就一切照常了。
那些老屋還將老下去，直到有一天徹底地成為廢墟。正如我們也在歲月麵前老下去一樣，包括山和水，其實也在老下去，比如山不太好看了，山在消瘦和幹枯下去了，天空也少見明朗了，這些都是可以感慨又不是一聲感慨就能涵蓋的。
這倒讓我想起更早時候去靈隱探訪大白之墓的情形。自從開始寫《讀白》之日起，我便很想去探一探他在靈隱的墓。因為從各種資料上看，大白葬於靈隱法雲弄原杭州雕塑院內，後來雕塑院也不知搬到哪裏去了，有一次我去上天竺，一路尋尋覓覓，仍未果。於是心裏常掛念著，我總覺得我們的文字應該接接地氣，去平水故居看看，包括到靈隱尋尋覓覓，大概都是一個目的，即多一點現場感。我知道我做的不是考據文章，隻是覺得要把一個我感興趣的人寫出來，僅此而已。此前因為寫《浙江第一師範：書生意氣》一書而得以結識大白先生的後人張先生，這一次便是在他的陪同下去靈隱探訪的。
那一次是張先生開車帶路，實際上在進了靈隱景區之後，開車往往也會不得要領的，那裏最好的辦法是步行或騎車。我們先到了一著名國際酒店的外圍，這酒店最大的特點就是不顯山露水，化妝得跟農居似的，不，不完全像農居，又因地製宜地有點像僧房。我們四處打聽，皆不得要領，保安說這裏沒有墓，且四周也無當地人居住，隻有三四個也是打工模樣的人，在一座類似會所模樣的房子前休憩。張先生大約是幾年前來過，他也不相信了，他說以前是有指示牌的，後來因為造這個酒店，這個指示牌便沒有了，他甚至有點擔心，會不會影響到大白先生的墓地。我便寬慰他，不會不會的，人家總還是守規矩的吧。而在我們東找西尋時，不時有保安來提醒，讓我們不要在那些房子的窗外張望，不要去打擾客人。其實我們走的是人行道，隻不過這人行道穿過他們的酒店而已。我當時就在想，我一個杭州人一個中國人，莫非在這裏走走都不行了？這實在是有點不愉快的，何況我們並沒有大聲喧嘩呀。
好在終於看到了沙孟海書寫的字，好在墓地仍是安靜的，張先生和我都舒了一口氣。我知道西湖四周名人之墓甚多，雖沒有一一踏訪之宏願，但那些名人，正是構成了西湖乃至杭州的人文質地，所以了解一下或實地踏看一下也算是補課性質吧。而張先生舒一口氣，實在是因為圍繞劉大白之墓，還有一點掌故值得一提的。
史無前例的“文革”開始後，牛鬼蛇神都要被打倒，那麼墳墓之類的當然也不會被漏網。其實在杭州，1964年就已經清理過西湖邊的一些墓葬了，那隻不過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罷了。而更迅猛的山雨砸來時，大白先生的墓碑也被打掉且不知去蹤，好在墓本身是得以保存了下來，不像沈玄廬的墓當時被炸藥炸開了。劉大白的女兒和外孫們後來曾多次前往法雲村尋覓，因為當時不少“寶貝”被當作洗衣板或砌豬欄的材料而被保存下來的，但這個尋找一直未果。
1982年春節後，杭州日報上登了消息，說靈隱一帶要清理墓葬，有關方麵對劉大白了解不多，覺得他名氣不夠大，或者說不夠紅色和主流，於是也被列入“清理”之列，法雲村的那塊地說是將劃給某銀行建造房屋。這讓大白先生的後人坐不住了，一開始是以劉星子的名義給銀行方麵和市園文局寫信，得到的回複是要找市政府；於是又寫信給市政府，還千方百計地去找當時一位德高望重的作家，這位作家當時正在浙江醫院休養，但他的回答卻是：我們是北大派，劉大白是複旦派，我們不管的！沒辦法，還得通過在北京的劉端子去找人，然後找到了時任中國文聯副主席的鍾敬文先生。鍾先生當時也因身體不佳而在住院治療，他了解了事情的全部狀況後，親筆寫了一封信給浙江文聯的黃源和許欽文，說起來黃源還是劉緣子在春暉的校友，最後這個信一轉兩轉就轉到了省作協辦公室主任黃亞洲手裏，事情才漸漸有了起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