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給邵力子的信後來刊於“劉大白紀念特輯”，未注明寫作時間，估計就是在大白先生病重期間。詩人貧病交加，似乎這也是一種宿命。
1932年2月13日，在杭州，劉大白永遠閉上了眼睛。
這是一位詩人，這是一位歐化老少年，他有著比雪還潔白的情懷，又懷著血一樣的激情投身革命，當血噴在潔白的雪地上時，他的生命便走到了盡頭。
因為受戰事的影響，劉大白去世的消息僅見於當時的《北平晨報》，所以不少老友要過了好些日子以後才得到消息。
時逢兵荒馬亂，上海淪陷。出於不穩定局勢的考慮，大白先生的墓地選在杭州靈隱的法雲弄，並未根據其詩中的遺囑來執行；詩人是有點屈原式的浪漫主義的，可是他的親屬子女還是現實主義的。當時建造的是一個西式的墓地：挖掘墓坑後首先灌注洋灰（水泥），然後將整個棺木沉坐在未固化的水泥基礎上，再在周邊灌注大量的水泥，並在頂部連底部基礎同時固封成整塊的水泥固化體，這就是將棺木整個地固封在水泥之中。墓頂也沒有任何的拱頂凸起，是西方比較常見的平頂式，墓碑采用的也是西式的尖方碑式樣。原始的墓碑正麵由蔣夢麟先生題簽，背麵則有子女們的署名。
1947年抗戰勝利後，劉大白的四個女兒曾一起前往掃墓，劉端子的女兒也一起去的，這由一張照片為證。正是這張照片，為幾十年之後此墓的修葺提供了第一手資料。
（插圖）
詩人之逝，逝後仍有小小的八卦而來，這不奇怪，而且詩人也不可能再出來辯白什麼了。其中最大的一出八卦是關於一個紅衣女郎的，這最早見於解思忠的《亡靈憶舊錄---劉大白傳》，解是個學者型的作家，但這部書卻是一部以劉大白為第一人稱的虛構作品。書中有這麼一段---劉大白死後的第三天，在一片雪白的靈堂裏，突然闖進了一位紅衣女郎，撫棺痛哭不已！當時，誰也不知道她是誰，詢問之後，她才回答說，她叫田欣：別的話她再也不說了，隻拿出一個錦囊，出示了其中的紅豆，大家也就明白她的身份了……。
這個“紅衣女郎”跟劉大白早年出家做和尚，都屬於查無實據的談資，可能人們這麼在想的，一個中年詩人情詩寫得這麼好，而又離婚單身多年，怎麼可能沒有一個紅顏知音呢，所以這個有名有姓的田欣就出現了。
關於這個，劉緣子曾寫信質問過作者解思忠，她說---關於田欣這個人物，我想您僅僅是根據有人寫的一篇有關一個“紅衣女郎”在父親死後前往吊孝而臆造的吧？
過了一些年之後，劉緣子在回答紹興文理學院教授劉家思時說了另一段話——
其實，早在幾年前父親在杭州葛嶺療養院養病，我去探望他時，就遇到過這位劉女士。她根本不是什麼妙齡女郎，而是一位身體微胖的中年婦女。據說她是父親在複旦任教時的學生，常熟人。至於她與父親的關係究竟到了什麼程度，為何不結合，均不得而知。我的一個推測是父親自知肺病已至晚期，不願誤人……。
照劉緣子的說法，紅衣女郎田欣不存在，但一個叫劉思玄的女學生是存在的，這在劉家思的《劉大白評傳》中也提及了。
但按照劉大白外孫張先生的說法，他也曾經就此事問過母親，即劉緣子的姐姐劉星子，劉星子的說法是“應對無對”（方言，意即“完全沒有”）。張先生說，傳說中的紅豆戒指其實一直在母親（劉星子）的針線盒裏扔著，後來時間久了紅豆發幹縮小還掉了下來，是我設法鑲回去的……。
兩姐妹對於父親有沒有一個紅顏知己看法也不一致，這是時間這把刻刀太厲害，把人的記憶都變得不真實了？還是另有原因，這便也成了“應對無對”的事情了，好在這不重要。從詩人的角度說，一首好詩勝過十個紅衣女郎；而從傳播學的角度看，一個紅衣女郎又勝過十首好詩。而如果詩人既有好詩又有紅衣女郎一類的，那至少能傳一百年了，如徐誌摩這一類的詩人。
對了，作者解思忠後來是有一個解釋的，他說寫劉大白是當小說寫的，但在出版時編輯加上了一個實實在在的副標題《劉大白傳》，這就完全是兩碼事了。
而照我的觀點看，當時信息不甚發達，再加上滬上戰事等，大白先生病逝的消息並未第一時間發布，隻有這個叫劉思玄的女子生活在杭州，或者剛好有臥底在大白的家人周圍，才可能第一時間知道情況，否則杜撰的可能性就要大一些了。但作為一個八卦愛好者，我倒也寧願大白先生有這麼一個知音的，否則像大白這樣的詩人做得實在是太苦了一點。
這裏要補充一個閑筆的是，筆者曾在史量才的有關軼事中，看到說史在沈秋水之外，曾有一個女學生相好叫李思玄的，這跟劉大白本來是八杆子也打不到的事情，但巧的是兩位女性都叫思玄，這是不是也蠻玄的呢？
劉大白的半生時間都生活在杭州，從皮市巷到平海路，到南司弄，再到錢塘路；供職之處從省議會到浙江一師，從省教育廳到浙江大學，還有報刊的編輯生涯，最後又病逝於杭州，葬於靈隱。劉大白墓地位於靈隱法雲弄原杭州雕塑院內，後雕塑院搬遷了，好在他的墓還是保存了下來。雖經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但終留下了一塊念想之地，不像他的老友沈玄廬的墓，文革中反被農民用炸藥所炸開，一個農民運動的領導人，最後又被遠超出農民的運動搞得死無葬身之地，這真是一個莫大的諷刺。
相比之下，劉大白還是幸運的。
大白先生住過的白屋，就在杭州解放路皮市巷口的香溢大酒店的位置上，而他女兒說的南司弄及錢塘路九號，現在也都舊貌換新顏了，因為不換是不可能的。
關於錢塘路九號，劉緣子曾經有一處說明的，她說---此處父親去南京任教育部次長前即已居住，是前清某王爺的住宅。進大門即有三間裝有彩色玻璃的“花廳”，再進入大院內，有一座五開間的二層樓房，通向西湖白堤的後門旁有一排供傭人居住及廚房用的五間平房，樓後有一個大花園，園內還有三間花廳。樓上的回廊上因正麵對湖濱第六公園，可瞭望西湖全景。可惜待我們抗戰勝利回杭時，想重訪故居，聽說已被日本飛機夷為平地。
現在的杭州高級中學和杭州師範大學的陳列室裏，都掛著劉大白的畫像，因為現在又是需要這些名人到處站崗的年代了。但除此之外，又有什麼呢？比如皮市巷三號，曾經是浙江共產黨和共青團的誕生之地，但竟然無片瓦半磚之紀念物，莫非執政黨真的也要“英雄莫問出處”了？
但作為對一個詩人的紀念，那可是既要問出處也要問歸處的。20世紀30年代去世的詩人和文化大家中，計有---
1931年11月19日因飛機失事的徐誌摩，時年35歲；
1933年12月5日投江自盡的朱湘，時年30歲；
1934年7月14日因病去世的劉半農（考察途中被毒蟲叮咬而不治），時年43歲；
1936年10月19日因病去世的魯迅，時年56歲；
1938年9月15日因病去世的經亨頤，時年62歲。
詩人之死，總會留下頗多的身後事和是是非非，但是比起詩歌和學術著作來說，他們是永遠存於世間的，他們用精神代表了肉體，一直被我們誦讀和念想，且也在時時地影響著我們，這就夠了，這就是價值。
大地一片潔白，打一個詩人名，劉大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