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文人就是文人，文人做官也還是文官，正如此蔣（夢麟）非彼蔣（介石）。且文人為官自古已然，歐陽修王安石蘇東坡他們的這一批官，即使鬥得死去活來，但一點也不影響我們欣賞他們的詩文啊，誰還管什麼保皇派還是改革派。當然如果我們活在宋朝，且也是個小文人的話，可能也會站隊也要表態，但幾百年一千年後，隻有那些美好的詩文留傳了下來，這就夠了嘛。然而想想這一百年中國文人為文為官的坎坷之路，到底是救亡還是複興，是德先生還是賽先生，這是一直糾結至今的一個問題。我們今天看劉大白，可能得站在他那個時代和那種處境中去看他的所作所為，否則很難理解他為什麼那麼痛恨“鬼話文”。至於說文人墨客的發牢騷，做了官想為文，做了文人又想巴結官，這實際上也是中國文人的一種常態。因為官手裏有資源，文人手裏也有資源，資源既可以共享又需要瓜分和互惠互利，這就有了盤根錯節的關係。大白書信中的牢騷怪話，今天看來很真實，不矯情撒嬌一類的，因為就他來說，的確是想在文章中安身立命的，這跟沈仲九和沈定一還不一樣的，跟邵力子和陳望道也不一樣的。
而但凡書信，所談範圍就甚廣了，也不隻是發牢騷而已，有時會有小幽默，比如他說人生一半是dog，一半是god，估計今天養狗的人聽了會開心的。還說要把人生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生存的，一部分是生活的，生存是無產階級的，生活是資產階級的，說吃飯是生存，吸煙喝酒是生活（估計抽煙喝酒的人看了也會會心一笑的）……就像他自己也說的“所謂無產階級的藝術，隻從經濟上看到求生存的一點，跳不出利字的範圍以外，所以不行……”所以他還誇徐蔚南是個有趣味的朋友，而不是世俗的學儈。
注意，世俗的學儈也還是有點學問的，否則就成了單純的儈即為市儈了。
當然，詩人對自己作品的出版也始終是很關心的，這也是書信的內容之一。
杭州到上海，現在高鐵最快不足一個小時，而80年前可沒有那麼便捷的，所以包括寄信這樣的也總是不夠便捷的，於是劉大白便幽了一默——中國人一碰到“政”就不靈了，日本人叫郵便所，所以處處便利了……現在看這文字還真能會心一笑呢，我們這裏是都叫政的，除了郵政，還有漁政、路政等，這就不是一個便字所能說得清楚的。
後期的書信中，劉先生談得最多的還是自己的病情，樂觀中有擔憂，憂慮中不斷萌生著希望。最早提到病情，是在民國20年（即1931年）的5月9日，說結核性的（病）開了刀不易收口。這個時候大白先生已經開過刀了，13天之後的同月22日，到了6月6日，講三個星期了不收口，6月22日的信中寫到痰中帶血……這個時候的大白先生已經飽受病的折磨，實際上咳血和結核病，大約十年前在浙江一師任教前就有，這可以經亨頤的日記為證。在信中我們也了解到，當時上海的醫療條件是比杭州要好，所以大白很想去上海治療（當然也有朋友讓他去北平治療），但礙於交通和身體條件，這個在今天看來不是問題的問題，在當年很可能也是耽擱了治療，因為大白先生虛弱的身體已經不起火車的顛簸折騰了。
後來我們多次提及的遺囑，也是出現在這書信中的，還是分兩次寫的，第一次是1931年7月17日寫就的遺囑，他是用詩的形式寫的，所以我們也可理解這是不同於現實的一種遺囑，因為他有浪漫主義和幽默風趣的一麵——
一
對於人生，
開始有點厭倦了，
想請個無期的長假；
不知生活之神，
能給我批準不能？
二
如果批準了，
我這陳舊而且破壞了的軀體，
最好送到修理軀幹的機關中，
分別裝進了玻璃瓶，
讓它在酒精中陶醉著。
三
我平生不大能喝酒？
但是卻羨慕人家的沉醉；
現在在無期的休假中，
得到了酒精的陶醉，
也足以彌補生平的缺憾。
隔了三天的20日他續寫遺囑，且也寄給了徐蔚南——
四
假使沒有陶醉酒精的福分。
那麼，錢塘江上
鱉子門前，
趁著回潮入海的餘勢，
步伍員，文種的後塵。
五
乘長風破萬裏浪，
生平也曾有過幾次，
到這一次最末的旅行，
還能得到這個機會，
不是很痛快很欣幸的嗎？
原先我以為人寫了遺囑一類的，總是不抱什麼希望了。但看了大白先生的信才知道，人在任何時候都是對生命充滿希望的，所以有時所謂的遺書和遺詩，很可能是藝術家行為藝術的一個部分，所以也曾有人開玩笑說，自殺的樂趣多半來自寫“遺書的樂趣”，這個話應該是日本導演寺山修司說的。
這兩次遺囑皆是詩，提及水葬之事，後來他的家人把這僅僅當作“作品”來看，並沒有真的讓他水葬。
大約從8月份開始，劉大白就在想辦法要去上海治病，他說“病是內外因，杭州無辦法”，遂對杭州有點失望了，要徐想想辦法，因為自己已經“起不來，沒有血色，要人扶著”，隨後就開始了找藥的努力，問徐“有沒有靈驗藥”。所謂靈驗藥，就是血露精，1.95元一瓶，大約是補血一類的藥，這期間大概一直是咳血不止，直到9月21日說血止了13天了，但身體乃是虛虧。10月10說19號到上海，有妹妹陪去。這幾天還不太會走路，七充（足字旁）八跌……“七充（足字旁）八跌”是典型的紹興話，表明人走路不穩，一般是說小孩或醉漢走路的樣子。
關於血露精這一類的產品，我見上世紀三十年代杭州的報紙的廣告中就登過，有的還做成半版的廣告，可見中國人還是蠻相信這一類產品的，至少也是病急亂投醫的征象吧。
1931年11月23日的信中，大白先生談及天地寬闊，像出了牢籠一般。12月5日講吃虎胃（肚），還說醫院的人講他的字寫得好，他說等出院後好好給她們寫，同時也講有點發熱。1932年1月5日講到發熱且貧血，不能自己寫信了。
1932年1月31日，問徐蔚南有沒有回盛澤去，還記掛在滬的朋友陳望道的安危，問有沒有逃到租界裏，因為彼時上海戰事已爆發，信中說《故事的壇子》和《白屋聯話》，還想再寫之後付印……此信徐蔚南在2月10才收到，這也是大白寫給徐先生的最後一信。
由於病情，也由於滬上戰事，大白的經濟來源頓無，這也是他在給徐蔚南的信中反複提及的。在他病重期間，孩子都在求學當中，所以生活開銷還是十分大的，但一開始情況似乎還可以，還托徐蔚南替自己買羊毛汗衫褲，講自己的腰圍是三十公分，也出現過在徐先生那裏是“欠錢兩訖”的說法。後來就每況愈下了，他給邵力子的信中也講過這方麵的事情，並把原因歸結為是“又因滬上事變，各書坊停止營業，損失甚巨，以至來源斷絕……現在日常生活，窘迫非常，一切緊縮支出，本月或尚可維持。一班小孩子，在中等學校的，本學期無論如何隻得停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