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紹興三傑之後的沈定一是個衝衝殺殺的人，其影響力自然不局限於紹興，他的死也很悲壯，被人暗殺，令人感慨，至今也還是一個未解的謎；直到現在為止，也沒有任何的組織和個人出來聲明說此事跟他們相關。
相比之下，三傑中的沈仲九就幾乎是個躲在幕後的人，是個典型的師爺。述而不作，或者是作而不顯，神龍見首不見尾，我們現在對他的一點點了解，都是因曹聚仁的《一代政人沈仲九》一文。要知道1920年前後，沈仲九就活躍在杭州的文化界，也是浙江一師掌門人經亨頤的得力幹將。現在可以斷定的是，沈仲九進入我們視線的主要是三個身份，一是教師，二是報人編輯，三是幕僚官員，而第三個身份主要是他中年以後的事情了，且也就是做陳儀的幕僚。
通過查經先生日記，可以部分複原當時浙江杭州這個文人圈子的一些情況，正如前麵《四大金剛》一節引了經先生的日記，那現在就再引一些吧。
1917年元旦，經先生就有“因探浙事風潮，往商會晤王湘泉、沈劍侯”的記載，這個沈劍侯就是沈定一。而有關沈仲九的記載，則大多跟編輯事務有關，也有不少是跟劉大白有關係的。從日記中看出，沈仲九當時也住在皮市巷，但可以肯定不是跟劉大白住在一寓的，否則經先生的日記中會提及，去哪裏探訪誰，這是經先生日記中最常用的句式。
經先生日記中跟沈仲九有關的，有時也帶著劉大白的片言隻語，所謂窺一斑而知全貌，全貌是看不見的，但一斑還是可以一窺的---
1918年12月25日：下午，何競明來談，欲辭職已久而未得人，擬將周報另請沈仲九擔任編輯，即以何之薪分出三十元為津貼，競明則照顧會務全體，僅受二十元，故餘特訪颺伯，請其轉達仲九……
從這則日記看，沈仲九已經在杭州做事了，這裏的“周報”應該就是《教育周報》，是浙江省教育會的報紙。浙江教育會創辦的報刊，主要有《教育周報》、《教育潮》和《浙江教育會月刊》三種。《教育周報》是1913年4月1日創辦的，其辦刊守旨為“為本會研究教育、發表意思之用。”該刊主要辟有言論、學術（思潮）、紀聞、時評、感言等欄目，周出一期，每期約二萬字。而日記中提到的颺伯，就是羅颺伯，在經先生的日記中有多次提及。現在有一點可以肯定，羅先生應該就是紹興人，辛亥前後跟魯迅在同一所學校裏任教的，因為網上有一篇《魯迅：其人，其事及其時代》的文章，裏麵有提到羅先生的：“魯迅辭去師範學校校長後，孔教會會長接了他的後任，原來的學監範愛農給他撤了職；縣署裏的教育科長孫幾仲，也就是《阿Q正傳》裏所說的柿油黨，掛著一塊銀桃子的徽章的，此外也有羅颺伯朱幼溪等人……”
後麵的日記中，經先生有去找沈仲九而未果的，這是1919年1月4日：今日星期六，餘無教課。九時到平海路候沈仲九。少頃，羅颺伯電餘，沈已赴滬……
1月8日：今日星期三，下午例假……三時至平海路候沈仲九，未幾來，與接洽周報事。
以上兩則日記，說明經先生跟沈仲九似還不太熟，兩次都是他“候”沈仲九的，前一次還根本不知他已去了上海。
對了，日記中所說的“例假”即是例行放假之意，大概從民國開始吧，周三周六的下午學校是不上課的，這一直延續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吧，後來實行雙休，周三下午也就上課了。據說台灣現在還有例假的說法，千萬不要跟女生的生理現象混為一談。
再看幾則經先生日記：
1月12日：午膳後，何競明來，偕往皮市街訪沈仲九。稍談，餘別出……
2月3日：仲九與大白亦來，《青年團》五日刊，校樣已就印，即可出版也。
2月19日：午膳後，即致教育會，與張萍青、沈仲九等談，近來吾國精神饑餓，即宜從事出版事件籌集基金，少聽官息；商務、中華書局之革命不容緩。有此動機，或可成為事實……
3月19日：昨晚又成《籌集公益經費心理的研究》一篇交仲九，為五日刊材料……
3月30日：晴，星期（天）……在會午餐後，邀競明、仲九泛舟，至葛嶺、西泠印社等處瀏覽，以資暢息。
4月1日：又至教育會一車，與仲九接洽月刊。
4月28日：膳後即至會，與大白、仲九商洽《教育潮》編輯事。
4月30日：下學年國文教授有革新之望，須及早物色相當者任之。餘囑意沈仲九或張瞻，未知能否如願也。
經先生以上的幾則日記寫得明明白白，他跟沈仲九等先是工作夥伴關係，後來就越來越緊密了，而所謂工作之事，就是編輯《青年團》、《教育潮》等事情。後來經先生作東同遊孤山，賞春光，以資暢息。然後他已經在考慮改革計劃了，即在招攬劉大白、陳望道和李次九為國文教師之前，經先生最先看中的是沈仲九和張瞻。張瞻為何人，暫無可查考。但沈仲九顯然已經進入了經先生的視線，至於說後來沈仲九為什麼沒有到浙一師當老師，現在也還不得而知。不過我看阮毅成的《適廬隨筆》中，還是把沈仲九當作一師教員，在一些其他人的回憶錄中，包括在談到浙江一師的那一批牛人老師時，人們也無不都提到沈仲九的。而且從我們後麵要引述他關於國文教學的片言隻語來看，他當過國文教師那是毫無疑問的，地點是在長沙、上海等地；而至於在杭州或者說在紹興有沒有當過老師，這個我還沒有查到。也有可能，沈仲九是早於四大金剛就在杭州教書了，正如劉大白也不是一開始就在浙江一師教書的。
注意經先生這些日記的年份是1919年，春夏之季，北京的五四風潮也影響到了杭州，特別是這些教育文化界的精英分子，皆在串聯談論此事，所以後麵的日記中，提到劉大白的也較多，計有---
4月30日：浙江省垣青年團內部組織已就緒，天祚為幹事長，大白為編輯兼文牘……
5月14日：即赴教育會，邀光甫（筆者注，即程光甫，南社成員）、大白來，亦無妥善辦法……
5月26日：晚上，大白、丏尊等來，談至十一時，始歸。
6月8日：王賡三（筆者注：王錫鏞，浙一師教務長）、劉大白等五、六人來，詢上海實情，因此間官廳偽告商會“滬已開市”也……
6月11日：大白、肅文（筆者注：曾任紹興浙江省立第五中學校長，後任浙江教育廳視學，據稱是沈定一的親信）等來談，閱申報知天津又罷市，而段且將上台，有意攪亂，伊於胡底！
6月13日：下午，賡三、肅文、仲九等來談，因聞安福係有謀教育會之舉，共籌對付。
7月3日：（此前又有過引用）劉大白亦咯血，晤談，精神尚健……晚上沈仲九來談。
7月28日：八時，至校，今日請餘吾生講《師範生服務之缺點》，又請劉大白講《新文藝》。同時，明遠社開幹事會。十一時，返寓，約大白、颺伯同來，仲九、葆泉均在，同便膳……
8月1日：沈叔平調任教育會幹事，與中廬、大白、仲九接洽……
8月16目：與仲九談青年團事，頗有掣肘之處。
9月18日：與沈仲九談，請其暫代大白……
11月3日：劉大白又咯血……
11月6日：上午至校，與大白、望道、次九隨談……
在講述劉大白和經亨頤和浙江一師的關係時，筆者已經引用過經先生的日記，現在從經先生的日記又可以看出沈仲九、劉大白跟浙江教育會跟經先生之間的一種關係，看得出這種關係已經越來越緊密了。比如裏麵提到的“與沈仲九談，請其暫代大白”，這估計還是《教育潮》編輯之事，還有8月16日所說的“頗有掣肘之處”也還是頗為曖昧的文字，是因沈仲九而“掣肘”了，還是讓他在青年團中起“掣肘”作用，從文意看，前者的可能性大一些。從以上日記還可以看出幾個特點，一是杭州的精英分子也是情係北京風潮，且在努力做著自己的事情。在而這個圈子中，經先生是當然的主角，他的家以及在平海路的教育會是個活動地點。而紹興三傑中的兩傑劉大白和沈仲九，都跟經先生有著頗為密切的交往，此種交往其實就是打一份工，喝一口酒，僅此而已，但這便形成了那個時代的一種人際關係網。
經先生的日記，是以簡明扼要為原則的，即使女兒夭折（十女）他也隻是一筆帶過，並不渲染。而讀一師學生俞秀鬆的日記，那就是揚揚灑灑一瀉千裏，他的日記，大致勾勒出了沈定一、沈仲九以及他自己，包括劉大白在內的一個朋友圈子裏的交往和糾結。
前麵已有所述，沈仲九和劉大白還是親戚關係，因為劉娶了沈的堂姐作妻子，但這位妻子早逝且又沒有留下孩子；而後來劉大白的女兒們還時常去沈家，且把沈家當作外婆家，這至少說明這樣一個現象，紹興平水的金家（即劉大白家）和東浦的沈家當時是門當戶對的，遂有了這樁婚姻。而劉和沈就不隻是親戚關係，而是誌同道合的關係了。
但現在網上查百度百科，並沒有關於沈仲九的單獨條目，跟他相關的內容倒是能搜出一些來的，比如最主要的有那麼幾點，一是他關於語文教學有一段觀點，這是出自1925年《教育雜誌》第十七卷第十號的，他說---
“我以為教育本以能夠養成學生的自動力為最好，所謂教員，並不要每日在講堂內照書講解幾點鍾，才算盡教員的責任。隻要有形無形中能給學生以一種好影響就不愧為好教員了。
我想隻就國文學國文，就書本學國文，還是學不好的。真要學習國文，須於看書作文以外，再用別的功夫。書本上的功夫，究竟是死功夫，雖然不可廢，但不是唯一的可靠的。
別的功夫……重要的是下列兩種：第一，敏銳的觀察。第二，正確的判斷。”
還有就是有人在一篇談到道爾頓製在中國的實施中也提到了沈仲九。什麼是道爾頓製？道爾頓製是由美國教育家柏克赫斯特女士（1887-1973）於1920年創立的一種教學模式，因其創始於美國馬薩諸塞州道爾頓中學而得名，又稱“道爾頓實驗室計劃”。五四運動西風東漸，當時杜威的教育思想，以及包括道爾頓製等紛紛登陸中國。道爾頓製與傳統教育最大的區別，在於它廢除班級授課製和年級製，特別注重個別教學。它倡導一種自由活動的精神，允許學生在教師的指導下，按照自己的需要決定學習的內容和進度，自由地支配時間，希冀通過協調教與學的矛盾，促使學生的個性和群性和諧自由地發展。
道爾頓製強調三個基本原則，即自由、合作和計劃。上海是在國內率先開展道爾頓製實驗的地方，而最早開展這項實驗的學校是中國公學中學部（即今上海市吳淞中學的前身）。當時沈仲九在該校擔任國文教師，他就描述過他從事國文科道爾頓製實驗的真實場景：在一個教室內，牆上掛滿了文學家的肖像，沿牆的書架上陳列了語文工具書和各種文學著作，教室的中央用課桌拚成了一個大會議桌，圍著會議桌安放了課椅。麵對著學生們的新奇，驚訝不解，國文教師沈仲九朗聲說道：“你們今天到這裏來，有怎樣的感想？你們以為這是大菜間，今天教員請酒嗎？以為這是會議室，今天開教員學生聯合會嗎？以為是會客室，教員會許多學生嗎？不是，都不是。這是你們的圖書室，是你們的研究室。現在雖然沒有把教室這名字取消，但這已不是教員‘教’的地方，是你們自己‘學’的地方了。教員仍舊在這裏，但他也和你們一樣的‘學’……你們此後要靠自己，不要專希望人家給你們。”
大概也隻有靠人的引述，還能找到這位教育前輩的片言隻語，同樣的，在鄭國民先生的《?二、三十年代的中學語文教學方法?》一文中，也引用了沈仲九談道爾頓一文中的觀點，轉引如下---
其一：以前教古文的時候，教師的責任就是“講”和“寫”，學生的責任就是“聽”和“抄”。做教員的，在上講堂的時候，把古文逐字逐句解釋，翻做白話，責任就完了。如果能夠多備幾部類書，把古典詳細考查出來，寫在黑板上，或者在黑板上多寫幾段和所教的有關係的文章，那學生就要推重他的學問淵博而認為好教員了。
其二：自從白話提倡以後，有許多吃國文教員飯的，根本上雖然讚成他，但很覺得在教授上不能教。因為教白話卻又用不著從前教古文的翻譯法了；教古文可以叫學生抄典故，現在典故又用不著抄了。翻譯不要翻譯，典故不要查考，那末教員還有什麼事可做呢？這幾年來，教授白話文很困難的聲浪，常流動在教育界中；而白話文教授很不易普遍的原因，也大半為此。
其三：在真主張白話文的，不忍不教白話文，於是不得不以“講演”代替“翻譯”。文章的逐字逐句的意義，不容詳加解釋，隻好專就其中的意義加以發揮。
其四：我們對於國文的舊教授法，真是十二分的厭惡了，我們決不相信那樣的教授法於學生還有多少利益；所以遇著新的教授法，敢毅然決然的去采取他。即使他試行得沒有好結果，然而我們敢預斷也不好到象從前的樣子罷了。
（引自《國文科試行道爾頓製的說明》（商務印書館民國十四年六月初版）。
同時被引用的，還有他談到的當時的師師資問題：“我國現在中等學校的國文教員，還是科舉出身的老學究，居其多數。試查各校國文教員的履曆，不是前清的秀才，便是前清的舉員。”（《隨感錄》載《教育潮》第一卷第五期1919年11月）
而這樣的觀點，其實不光是沈仲九個人的，也是代表了像劉大白這一撥老師們的，他們就像足球場上的選手，踢的位置可能各有不同，但都在為那一個時代而衝鋒陷陣，用今天的話來說，他不是一個人在戰鬥！
由道爾頓製，我還要說上一句閑話，當今中國的中小學界，大約每隔三五年就有一套新的什麼理論和方法出籠，至少是市區（縣）校三級都在拚命地研究和貫徹的，且總是美其名曰“提高素質”、“學生自學為主”等等，且很快就出教科研成果了，真是既苦了老師又苦了學生更苦了家長。
另外，在舊書網上還能覓到由他標點的《明通鑒》一書，價格在三百元到六百元之間，因為有各種版本之故。而在書畫拍賣市場的“名人手跡”專場中，還有陳儀寫給他，他寫給阮毅成的手跡，內容就是邀請和動員阮到台灣去工作。
這可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發現啊。
而這一切都是沈仲九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和一個幕僚的印跡和佐證。而涉及個人生活，尤其是感情生活的，那就得看更為私密一些的日記了，那就是俞秀鬆日記。
俞秀鬆的日記，我在寫浙江一師一書時已經藏在書架上了。因為俞秀鬆身上，包括施存統、宣中華、葉天底等浙江一師的精英分子，無不帶有那個時代的悲劇色彩。而且有趣的是，從俞秀鬆日記中，可以看出沈仲九和沈定一這二傑之間還有一種微妙的“情敵”關係。
俞秀鬆是浙江一師的學生，《浙江新潮》的發刊詞就是他執筆的，可見當時他已經是學生領袖了。他在一師風潮起來之前就跟施存統、周柏棣、傅彬然這幾個同學去了北京參加工讀互助團（無政府主義的一個實驗性團體），參加這個團的目的，是把此當作跳板，聽說陳獨秀等人曾經答應過他們，參加工讀互助團之後是可以到北京大學當旁聽生的。可是後來互助團很快辦不下去了（不知是不是跟“大躍進”時的大食堂一樣），俞秀鬆經陳獨秀的介紹來到了上海，後來就成為了一個職業革命者，但當時的革命是沒有薪金的，至少在共產國際進來之前是沒有的。因為做了家庭的逆子，家庭的供給也中斷了。不管革命與否，吃飯填飽肚子都是第一要務啊，因此有一陣子，俞秀鬆在為今後做什麼而苦惱，那一陣子他跟著沈定一，因為沈在當年就是一個大款了，跟著他吃飯是不成問題的；所以在他們的交往中，特別是在蕭山衙前的那一段日子，可以看出他們之間的關係。這個關係中有一批女生登場，包括沈定一的兒媳楊之華等當時都在上海的愛國女校讀書，這其中就有“月容崇俠善生阿葷”等女生，其中月容是沈定一的女兒，善生是沈仲九的女兒，崇俠是另一個厲害人物。當時的情況是，俞秀鬆喜歡上了善生，而沈仲九則喜歡上了崇俠，但崇俠呢卻跟沈定一要更為接近，這讓沈仲九很是糾結，所以一度沈仲九就玩失蹤甚至都有自殺的傾向了。這讓夾在中間的俞秀鬆也很為難，因為他和沈定一、沈仲九都是亦師亦友的關係，他很想不偏不倚，又很擔心沈仲九的精神會出問題，在1920年6月27日的日記中，俞秀鬆這樣寫到---
“上午九點半，接到大白給玄廬的信，說仲九已到東浦家裏了……”這時失聯的仲九已經有下落了。後來俞秀鬆在給沈仲九的信中如此寫道：“仲九，你還記得那天勸崇俠底話沒有？‘與其自殺而死，毋寧奮鬥而死。’你勸崇俠底話是這樣，你自己為什麼又說出‘大好河山容我死，死又何恨’的話來？你勸人隻好提起精神去奮鬥，那麼你該怎樣？你那篇《我底人生觀》，不知喚醒多少夢人，就是我得益於這篇文章也不小；你竟不能喚起你現在的自己嗎？難道你隻能替人家劃策，不能為自己設法嗎？仲九！你現在也許知道我一點，我底意誌，自信還強；我底感情，其實不薄，不過藏而不露，別人不易見到……
我以為我們都該從苦痛中找出快樂來，你看那《夜未央》劇中是何等的情況！中國現在恐慌底程度，雖不到那時俄國底地位；可是這種半死不活的社會，最易悶死人也！我很盼望我底朋友們中，能夠出來解脫我們這種煩悶，使得大家快快樂樂的人……
從我學會腳踏車後，此刻月容之華崇俠善生阿葷都努力學會騎了。聽說你也會騎，不過膽小些，對嗎？
你前回杭州住了幾天，你底麵色好了許多，現在西湖底風景正好，你在陶社住半月，月白風清之夜，疏影彌靜之前，獨自詠吟，快何如之？”
這是6月27日的日記中所摘的一封長信中的幾個小節，日記最後還說“望道叫我明天送他所譯的《共產黨宣言》到獨秀家去，這篇宣言底原文是德語，現在一時找不到，所以隻用英俄日三國底譯文來校對了。”
這裏記錄了一個很重要的信息，那就是俞秀鬆是《共產黨宣言》書稿的轉送者，為什麼由他轉送，而不是陳望道本人拿給陳獨秀，這裏都沒有交代，大家都知道二陳之間的交往後來是有所不快的，據說陳望道是因陳獨秀的“獨大”而退黨的，至少存此一說吧。但這種不快究竟是什麼時候發生的，這跟俞送交書稿有沒有關係，現在都不得而知。
還有一點，俞秀鬆寫得也極為準確，就是說沈仲九“隻能替人家劃策，不能為自己設法”，這可能正是師爺的特點吧，正如人家說算命先生那樣的，為什麼不能給自己算卦呢？而且身處熱戀中的男女都是會頭腦發昏，概莫能外。
在7月9日的日記中，俞秀鬆又寫到對沈定一的女兒善生的感情，前麵的日記中對她也有提及，但多少有點閃爍其辭，因為他的同學邵仁對善生似乎也有好感，而在這一天他就寫明了：“老實說。我近來時刻要想著善生，連我自己也不覺是什麼緣故，隻是伊底溫和的態度，印在我腦裏是極深刻的罷。我到想著伊，常常不肯對人說，就是寫這段之光，也想不記的。後來一想，我做人總該誠實，我在那時候，真有這種感想，寫出來有什麼不好看？況且我對善生，是我愛伊，伊愛不愛我，我不得而知，不過伊待我也很好罷，並沒有什麼。”
在7月3日的日記中，俞秀鬆又寫到了他們的那個圈子，他說“今天力子玄廬漢俊望道等人，說及仲九此番出走的原因，都很猜疑他！以為從此減信用於朋友了。我回想昨晚玄廬肅文（沈肅文）此後對仲九的態度，玄廬說，仲九幸而不死，倘不幸而死，我幾乎要負人命案了，他就拿大白底信給我看，大白信裏底大意，大約是‘仲九此番出走，他底家庭出了種種太，疑我---大白---和你---玄廬---所謀害了！’”
俞秀鬆接著寫到：“夜，崇俠對我說，愛情總是苦痛，玄廬這幾天，誌氣頹喪，我看他很苦痛似的，我勸你們青年，萬萬不可入‘情’，總該‘斷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