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7月4日的日記中，俞秀鬆一開頭就說：“今天又寫給仲九一信，由大白轉的（大白住在杭州上皮市巷三號）……” 這可見劉大白當時雖然沒有介入太深，但也是起到一個通信員的作用。在這一天的日記中，俞秀鬆說：玄廬底四個夫人，對於玄廬和崇俠戀愛的事，都有異言，但當麵不敢和他爭論，背後常說很冷刻的話……
照我現在的理解，沈定一家裏的四個夫人，或許他是可以擺平的，但是麵對同齡好友沈仲九，且又動不動要以死相威脅，這就讓沈定一沒有辦法解決了。至於說作為學生輩的俞秀鬆為什麼對這些老師輩的都直呼其名，一是作為日記不需要多加修飾，更重要的是這是那個時代的風氣，俞給其父親的信中都是直呼其名且去掉姓氏的，這曾讓他的父親大為光火。
後來有人講所謂“共產共妻”，以為這是一種汙蔑，我以為那也隻是片麵的理解，因為照無政府主義者的一種看法，婚姻也是私有製，那當然是要打破的，那共產共妻便有了理論依據，這不是說要去占有別人的妻子，而是這個妻子本來就不是別人的，隻要兩情相悅，她就是你的，也可能是我的。但這個帳也許是不能算在“共產主義”身上的，準確地說應該算在無政府主義身上，而無政府主義跟共產主義有什麼關係，這可能不是一篇論文能講得清楚的。俞秀鬆對自己的父親是直呼其名，且是問父親去要錢，這就很具諷刺意味了，老爸當然沒有把錢給這個兒子。
在7月9日的日記中，俞秀鬆又這樣自我解剖到：“我對仲九的感情不知為什麼有那樣的深切，我想到這時候，就發生一種猜想，就是疑心‘別人疑我對仲九那樣好的感情，無非想和仲九女兒善生要好罷’。我這個疑心，前幾天時常要發生的，所以我前幾天思慕善生的心理，在日記裏多缺而不記，現在一想，實覺得不對，我做事，隻要誠實，有什麼避嫌疑不嫌疑。誠實兩字是我生平的信條，我能夠表示我底誠實底魄力，實在是認識玄廬以後養成的……”
這一天俞秀鬆到了杭州，先到了夏丏尊家，後來沈仲九也來了，他和沈仲九就到劉大白家去住宿。第二天俞秀鬆又跟仲九到西湖邊去散步，這一天俞又跟著沈定一到了蕭山衙前，在那裏生活了大概半個月，說的還是他們相互之間的關係。其中7月21日記了沈定一（玄廬）的一樁挫折：“上午，玄廬接崇俠來信，這是伊別玄廬的信，伊不知到那裏去做尼姑了。伊信裏有一首血書是‘世道坎坷事齷齪，輔人意恐轉誤人。書留熱血別知己，為勉前程莫痛心！’玄廬拿這封信給我看，我接著看了兩遍，我底感情頓時改變，心目中似乎有說不盡的慘象。玄廬又說，‘引崇俠去入宗教都是大白仲九兩人，他們吃了人間底飯去高談佛法，真是豈有此理！將來崇俠一天尋不見，我對於他們倆的仇是不會消滅的。’”
你看，是不是很有趣，在一出戲中，三傑中的二沈是主角，還有一個就是敘述者俞秀鬆，就連老好人劉大白也脫不了幹係。為什麼，因為作為師長輩的他時常要向女學生灌輸新思想，不是他們刻意想灌輸，而時潮流使然，正如今天的飯桌中多了一些看手機的低頭族。那個年代，比如說高談佛法，那絕對就是一種時尚。千萬不要孤立地看同為一師同事的李叔同遁入空門事件，經校長就在日記中說過，要在學生中消除李老師的消極影響，否則學生仿而效之，他這個校長怎麼當，家長來問他要人怎麼辦？
就這樣，這個“紹興三傑”便也多了一些八卦式的恩恩怨怨。
而俞秀鬆筆下的這個崇俠，就是我前麵提到的厲害人物，是早期參加共產主義小組的唯一一個女生---丁寶林，這是已經有黨史學者考證出來的。丁寶林跟沈定一的媳婦、後來成為瞿秋白夫人的楊之華都是早期參加共產主義小組在一起活動的人，而楊之華一開始就是視沈定一為精神導師的，而不僅僅是公公大人，這也可見當時沈定一的影響力。
丁寶林出家為尼，照沈定一的說法是受了劉大白和沈仲九的影響，我想這可能是一家之言吧。如果丁寶林不入庵房，會不會成為沈定一的第五任夫人呢，這就很難假設了。
筆者之所以引這麼多俞秀鬆的日記，就是想說明劉大白圈子裏的人當年也都是這樣一些熱血青年和中年，他們有時會為情所困，而絕非柏拉圖主義者。
後來的事情便是崇俠出家為尼了，但紹興三傑仍然是好朋友，男子漢為情所傷這不奇怪，但真正的朋友關係是不會為一兩個女人而影響大格局的。兩年之後，這個叫俞秀鬆的青年人，又經常出入於皮市巷三號，筆者查“民國杭州大事記”，見有如下的記載---1922年4月19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臨時中央派俞秀鬆來浙江建團，在皮市巷三號成立團部，團員27人，書記由俞秀鬆兼任。6月7日，擴大為團地委，以韓伯畫任書記。（《新浙大事記》）
這也就是“白屋”成“紅屋”的事實。
有一點我們要注意到的是，沈仲九不僅跟劉大白是親戚關係，他跟國民黨裏大名鼎鼎的陳儀將軍也還是連襟呢，他的堂姐是陳儀的原配，但早早病故了，所以陳儀後來又娶了一個日本太太。陳儀是跟許壽裳、魯迅等先後留日的同學，為人正直，為官又少有的清廉，在國民黨中曾享有極高的地位，但後來因“通共”罪而在台灣被搶決，一生可歌可泣。所以紹興不僅出文人，也出有大局觀的武將。
現在人們談論沈仲九，他除了五四之後編雜誌當老師之外，更大的一個貢獻就是他長期給陳儀做慕僚。尤其是陳儀治閩治台期間，所有內政外政皆是沈一手操辦，這個有曹聚仁的文章為證，曹稱沈仲九運籌帷幄，是真正的現代臥龍。但沈仲九的個性又很怪，他隻在幕後策劃，從不願意站到前台，甚至不願意和蔣介石見麵，他也不願意讓福建的老百姓知道，陳儀的背後還有他沈仲九這個人，他躲避公共集會和官場上一切應酬，生活簡單樸素，甚至有一次綁架他的土匪也相信他是一個可憐的小學教員，看不出他是大權在握的高級幕僚。
也不知這是不是一種謀生的手段？或者說他本來性格就是如此，臥龍隻是做臥龍比較好，如果飛龍在天，未必是一件好事情了。
而關於沈仲九的情感婚姻問題，以前是諱莫如深的，因為沒有人關心一個無多大名氣的師爺的私生活，但現在考證起來，這個國民黨大官的師爺卻跟毛澤東還可以扯上點關係。不禁讓我想起在浙江江山，毛氏宗祠已經成了必看的旅遊景點，毛澤東的第三代攜夫人已經到江山認祖歸宗了，而且從展覽的牆上所列的族譜關係圖來看，還有諸多直線和虛線的聯係。所以有人說了，國共內戰，除了是國家的內戰之外，好像還是“一家人”的內戰呢。
為什麼說沈仲九跟毛澤東還有點瓜葛呢，那也是因為一個女性；這要從毛澤東的一首詞說起，這詞的題目叫《賀新郎·別友》，全詩如下---
揮手從茲去。更那堪淒然相向，苦情重訴。眼角眉梢都似恨，熱淚欲零還住。知誤會前番書語。過眼滔滔雲共霧，算人間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東門路，照橫塘半天殘月，淒清如許。汽笛一聲腸已斷，從此天涯孤旅。憑割斷愁絲恨縷。要似昆侖崩絕壁，又恰像台風掃寰宇。重比翼，和雲翥。
據說這首詩寫於1923年。1949年之後，毛修改過好幾回，公開發表時幾乎一致的解釋是寫給楊開慧的，所以整個調子都是往“我失驕楊君失柳”那邊引的，說這是革命領袖偉大而真實的抒情之作，也說這是浪漫主義的傑作……。
1978年之後，炎黃大地勁吹改革開放之風，人們的思想解放了，言論也相對活躍了，便有人對此詩提出質疑，說如果這是寫給楊開慧的，那怎麼不是別妻而是“別友”呢？於是又有權威的解釋說楊開慧不就是毛澤東的革命戰友嘛？
接著就有其他的版本出來了，這要感謝偉大的網絡時代，有人言之鑿鑿地說這是毛澤東寫給初戀女友陶斯詠的！後來電視劇《恰同學少年》也表現過有關毛陶初戀的情節，當然那隻能作發乎情止乎禮的表現。
早期除了楊開慧，毛澤東還愛過其他女生，這倒還是蠻有意思的，想想也沒什麼，都是血肉之軀，又是年輕時光，何況那就是一個愛情與革命並行不悖的時代啊。
在百度搜索中，關於陶斯詠有以下文字---
陶斯詠（1896—1931），即陶毅，字斯詠，湘潭人（後舉家遷至長沙），是個富商家的小姐，周南女中師範科畢業生，20世紀20年代初是長沙學界的風雲人物，時有“長江以南第一才女”之美稱。她是一位新型女性，思想激進，主張教育救國。她是新民學會首批女會員。在湖南學生聯合會與湖南各界聯合會中，她都是副會長，當時毛澤東隻是理事。據蕭子升、易禮容等人的回憶，均稱陶為長沙著名的美女，個子很高，才華橫溢，但性格很強。
而據毛澤東詩詞研究會特約研究員、湖南廣播電視廳退休幹部彭明道所述，這首詩就是寫給陶斯詠的。且還提供了一個很重要的細節，1921年的時候，陶斯詠在南京的金陵女子大學讀書，毛澤東在上海、嘉興參加完黨的一大後，拿到了交通費（50塊光洋，此前是收到共產國際的路費200光洋，遂從長沙跟何叔衡去了上海），他就去南京看陶斯詠了。陶家境很好，跟向警予也是同學，個性很強，他們一起都是新民學會的，且還自己組織開書社，陶是出錢最多的股東，販賣新潮書籍。而且更重要的是她有自己的政見，她跟毛分分合合好幾次，後來湖南省學生聯合會主席彭璜追求過她，遭拒絕後據說精神都失常了……。
那麼紹興人沈仲九又怎麼跟陶斯詠扯上關係的呢？有一種說法是當時的另一個教育家匡互生（曾經也是春暉中學的老師），他是上海立達學院的創辦人，匡互生傳記中有過一段跟陶斯詠的交往史，但後來出版時都被刪除了，正如有人會刪瞿秋白和楊之華戀愛時的相關細節，因為楊之華戀愛時還是有夫之婦。有一說法是陶曾經追求過匡互生，但匡那時已結婚，所以匡將陶介紹給了沈仲九，據1923年3月16日長沙的《大公報》（合訂本第35分冊157頁），就有如下一則小消息《一師聘請一對夫婦?沈仲九與陶斯詠》：“沈仲九上周新與已離婚的湘潭陶斯詠結婚，已誌本報。兩夫婦都被第一師範聘請，昨天來省，同住該校了。”
同年3月30日（合訂本第35分冊296頁）第六版《省城學校現狀調查記·第一師範》說：“該校於3月7日開學，10日開講……教職員多屬仍舊，惟國文教員新從江浙聘來沈仲九馮三昧顧綺仲三人，女生指導員聘請沈仲九夫人陶毅（注，即陶斯詠）……”。?
這就是證據。
也有的說沈和陶隻是未婚同居，更有的說得很幹脆，陶和毛斷了之後是終身未嫁。
而至於陶在1931年的去世，有人認為是陶斯詠當時懷孕了，吃錯了藥而死的。
現在不知哪些是事實，哪些是八卦，或許真實中有卦意，八卦中也有某些事實的依據？
我隻知道當時匡互生跟夏丏尊作為同道中人，是一起去長沙教過書的，且夏也認識毛澤東，但不知道沈仲九也去了長沙，而如果說沈仲九到過長沙教書，那麼他有這麼一段情感史，也是不足為怪的。隻可惜的是，沈仲九沒有劉大白這樣的創作欲望，或者說他寫了沒有發表，所以他和陶斯詠的情感史就難辨真偽了，何況這還牽扯到毛澤東。我是也很想稱毛澤東為先生的，但總是不習慣。
2014年的11月底，我到了長沙去看嶽麓書院並吃臭豆腐等，想接接湘文化的地氣，本來也想去查查沈仲九的資料，但最後並沒有去查。本文的本意也隻是寫劉大白，沒想到繞了一圈，扯出了那麼一些看似毫不相關的人來，但其實仔細一想，這個圈子似小又大，似大又小。比如說陶斯詠，據說女作家丁玲就是她的學生，而丁玲後來跟同學王劍虹從長沙跑到了上海，她們同時愛上了瞿秋白，後來王嫁給了瞿，不久王生肺病去世，楊之華又愛上了瞿，楊又是沈定一的兒子沈劍龍的老婆……這樣繞了一圈，還是那麼幾個人，所以革命史，有時落在紙上就好像變成幾個人的家史了。
由此來看紹興三傑，那至少有一個特點，那就都是曾經滄海難為水，沈定一有四房太太，沈仲九看來好像也一直沒有閑著。相比而言，詩人劉大白的八卦算是少的了。因為他一度很安穩，如果他不去複旦教書，一直呆在杭州，或許就不會發生婚變，正如鬱達夫和王映霞，表麵看也是鬱達夫去了陳儀治下的福建，遂造成在杭州的風雨茅廬的男主人有了變化。巧的是王映霞和何芙霞名字中都有一個帶霞的。帶霞的名女人還有一個叫艾霞的，是早期電影明星兼女作家，後來是為情而吞煙土自殺的。
而沈仲九和鬱達夫，又都跟那個叫陳儀的軍人有關，這兩個文人都曾給這個將軍做事。包括後來許壽裳去台灣，也是受陳儀之邀。那麼好，不管沈仲九有沒有跟陶斯詠正式結婚，無風不起浪也是不可能的，而且以沈仲九和沈定一早年同時在上海愛上丁寶林這一點來看，他在長沙愛上陶斯詠似也不奇怪，隻是當時還有人嘲諷這一對老少配的，因為人們總是很喜歡想象人家閨房裏的狀況，並以此來怡情且作談資的。
就目前掌握的有限的資料看，“紹興三傑”顯然不同於浙江一師時的“四大金剛”，幾個“金剛”之間，後來也是陳望道、夏丏尊和劉大白之間的關係要密切一些。紹興三傑的年齡相仿，又是同鄉人，所以有相同的愛好這也是很自然的，隻可惜沈定一於1928年遭暗殺，劉大白也於1932年病逝，所以三傑就隻剩沈仲九跟著陳儀出了浙江，表麵看沈仲九和劉大白這一對連襟的關係也斷了，但劉大白的小女兒劉滿子後來嫁給了金祖同先生，後麵會講到金先生又被陳儀派去日本營救郭沫若，後來金祖同攜夫人劉滿子又去台灣大學任教，這顯然跟陳儀治台時沈仲九在輔佐是有關係的。
最後我再來引述曹聚仁的《一代政人沈仲九》，這樣就會更有血有肉一些吧---“五四運動前後，我們受了《新青年》的影響，對於陳獨秀、胡適、錢玄同、魯迅兄弟的言論，不獨心向往之，幾乎奉之為神明。可是,在杭州省政府主編《浙江潮》的沈仲九先生，也是我所敬仰的導師。他並沒有教過一師的書，但他和沈玄廬先生都是學生運動的精神上的支持者。本來二沈和劉大白師,有“紹興三傑”之稱，三傑都是我們的導師。我在杭州主編《錢江評論》，文稿概不署名，便是受了沈仲九先生所倡導的無政府主義的影響。
……我在上海教書初期，沈先生在中國公學教書，時常和他書信往來，並不知道他是一個有政治主張的人，也不知道，他和魯迅先生，都是浙江軍人陳儀將軍的好朋友。（作者注：當時曹先生大概不知道陳儀曾是沈的姐夫）”
“沈先生並不是一個傳奇性的人物。我曾經說過：‘清末明初，浙江蕭紹間，那三個有誌之士（沈定一、劉大白和仲九先生）他們都參加過政治革命、社會革命和文學革命。沈定一先生雖已為今人所淡忘，他卻是火一般熱烈有血性的人，直到他被暗殺為止，沒有一天不活潑潑地生活著。劉大白師，雖不曾在政治上有過特殊表現，他卻是文學革命前期富有衝力的人。……仲九先生比他們都深沉一些，但他是五四運動中轉移東南風氣的人。他是一個社會運動的導師，在我心目中，他和邵力子先生非常相像。”
“陳公洽（注：陳儀）先生主福建省政以後，他的幕僚，有兩位諸葛亮，一位是徐學禹先生（作者注：革命先烈徐錫麟之子，曾任招商局長）……另一位便是仲九先生。他是主持政治、教育的，他是真正的諸葛亮。有人問我，沈氏既然有誌於政治活動，何以那麼諱莫如深、退藏於密呢？我說：沈先生懂得中國政治圈子的風雲變幻，樹高容易招風，乃以黃老之道自全；隻要主政的言聽計從，成功不必自我。
……這種作風，有好處亦有壞處，權衡輕重，好處多於壞處；而且，非真正能淡泊明誌的人，便難於做到。陳氏主閩政七年，而閩人不知有沈某其人。一部分朋友知道有沈顧問其人，卻也很少見過他的麵的。有一回，他巡視閩西，中途被綁，自承稱為小學教師，那些匪徒，打量了一番，即信以為真，便放他走了。
……以沈氏和陳主席關係之密切，對閩台政治影響之重大，當然不會不被中樞所注意，但沈氏一直沒有和蔣氏見過麵。
……一九四七年，台灣獨立周年紀念日，蔣氏飛往台北主持典禮，沈氏卻早一天悄然離開台北，到台南去旅行了。沈氏就是這麼一個深沉的政治家。”
“抗戰勝利後，儲安平所主編的《觀察》周刊……論及台灣時政，說：這裏（台灣）有一位傳奇式的人物:‘沈顧問’，也可以說是台灣的實際執政者;舉凡行政、教育、設計、技術各部門機構，隨時都有他的足跡，‘顧而問之’，實至名歸，而且出沒無常，行蹤飄忽，真正做到‘能者無所不能’。最近台灣的五年計劃，便是此人的手筆。”
陳儀長官離開了台灣，又調任浙江省主席，蔣氏依舊對他信任不疑。不過，他在南京謁見蔣氏時，蔣氏對他說：“我從來不曾幹涉你的人事任免的；這回，我卻要勸你不要把沈先生帶到杭州去了……”。
曹聚仁因為是記者出身，所以其文字基本還是可信的，尤其是關於五四前後浙江杭州的人文往事，現在能看得到一點文字的，而且文字也的確不拖泥帶水的，便是曹聚仁和阮毅成。可惜現在的人很少知道曹先生的，不過他的一兒一女是有名氣的，女兒曹雷是演員，兒子曹景行是鳳凰衛視的評論員。
把沈仲九拿出來說，其實都得講到陳儀的這一層同鄉關係。現在有兩點是可以肯定的，第一，鬱達夫去福州，就是應陳儀之邀去的，去做什麼呢，做省政府的參議，這是個虛職，卻可拿每月三百大洋。隨後陳儀就應蔣介石之命把郭沫若從日本給接回來，這最早也是陳儀讓鬱達夫去做的，大家知道郭和鬱在文學觀念及女人關係上是有過節的，他們才華蓋世，但也都有我們普通人的毛病，這是勿庸諱言的。鬱達夫當時是以進印刷機為名去日本的，實際是去跟郭沫若談判，因為郭曾經遭國民政府的通緝。郭當時是開出一些條件的，有點待價而沽的味道。所以一開始郭並沒有馬上答應回國。《王映霞自傳》寫過這一節，說郭回來時，鬱還去碼頭接的，為什麼郭後來的相關文章中不提鬱達夫了。這是王映霞有所不知，最後搞定這個事情的並不是鬱達夫，而是另有其人，這人就是劉大白的女婿金祖同。
還有就是許壽裳之入台任職任教，則又跟陳儀有關，據《許壽裳書信選集》載，1946年5月27日，許先生有給陳儀一信，提到赴台籌劃編譯館一事，說陳儀是“計畫的遠大，提示的周詳，惟有感佩”，又說“這事以求才為先，所以擬先邀專家二三人相助為理”。而這編譯館一事，據許先生另信中說，是“為台省文化館（內含圖書、博物、藝術、體育、編譯五館）之一部，，工作分五項：（一）特編中小學文史教本，（二）編中小學教師的參考讀物（如月刊），（三）編公務員及民眾閱讀的小冊；（四）編譯辭典等，（五）譯世界名著……許先生後來邀請了包括李霽野先生在內的赴台任職，他後來還邀請周海嬰去台灣念小學。後來因“二·二八”事件，陳儀調離台灣，編譯館遭裁，許先生遂去台灣大學任教，擔任中文係教授兼主任。
這一切是否有沈仲九在幕後當推手，現在沒法知道了，因為陳儀後來死於非命，沈又無多少文字留世。上世紀五十年代，沈仲九病逝於上海，生前大約是當過文史館員一類的，隻可惜他沒有寫什麼回憶錄，或者說寫了我們但我們沒有看到。
筆者之所以提這一筆，就是讀書讀到後來，感覺現代曆史有的時候好像就是那麼幾個人的事情，這幾個人孤立起來看，好像也沒什麼，但串著串著，就串出了一段不一樣的曆史，這也正是筆者寫“讀白”的一個寓意所在。
最後回到“紹興三傑”這個話題，沈定一無疑是最具政黨色彩的一個，也是命運最悲的一個。沈仲九雖然有曹聚仁稱他為“一代政人”，但他對政治似乎有他自己的解讀，也許平生誌向就是做一個好的幕僚。而劉大白則是有誌於學問，後來在行政和學問之間尋找平衡。
這就是紹興三傑，他們的影響遠遠超出了紹興一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