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王良和教授的考證。2013年秋天，我和他在杭州大運河邊有過一次交談，巧的是他的父母也都是紹興人。
這應該就是劉大白之名的由來。一些研究文章中稱他複姓劉，這個複就是恢複之意，因為他們本來就姓劉，劉的繁體是“劉”，那麼‘金’就是用“劉”的左下偏旁，這就是他名字的來龍去脈。
至於說酒酣之際壁上題反詩，這是看看過癮做做難的，倒不是說有沒有反骨的問題，現在誰沒有反骨呢？而是有沒有這個操作能力的問題，不要說書法，現在又有幾個人還會寫毛筆字呢？二頭肌和線條可以練出來，但手無縛筆之力之人，要像大白那樣題反詩還是難的，所以城管之類的能寫好一個“拆”字也是不易的。
有一點也是比較怪的，一般壁上題詩都是絕句，最多七律五律吧，而劉大白這個竟然是洋洋灑灑39行，那要占多大的地方呢？而且這個喝酒的地方，莫非是在紹興人開的會館裏（這個更不允許了）怎麼可能沒人來管呢？這個也是我想不通的。不過有一點我知道，以前的人寫字沒有像今天的某些書法家那樣的表演性質，以前的人字都寫得蠻小的，尤是唐宋的書家。是為什麼嗎，唐這麼大的氣魄，字為什麼不一麵牆一麵牆地鋪陳呢？一個很簡單的道理，節約資源啊。
1911年劉大白又回到紹興，反正是北漂謀職不成，當時他租住月牙池頭，屋前書寫“白屋劉寓”。這一年他開始踏入報界，做起了編輯，編的是一份叫《紹興公報》的，另一個編輯是同盟會老會員王世裕。據說好友任瘦紅也跟他共事過一年。隨後兩年，這份報紙在劉王等人的手裏搞得風生水起。此報有一點是是值得一說的，即該報也是政治家辦報，它是主張浙江獨立以響應討伐袁世凱的，為此劉大白不得不流亡日本，這一年就是1913年，距今也已過去一百年了。
想想也是感慨，當時反對袁世凱就是反對政府，但反政府者還可去國流亡，也就是說雖是鐵屋一間，但還可以呐喊，還有那麼一條縫讓你呼吸新鮮空氣，呐喊不成還可遠走高飛，這是相當不容易的。
而這一條縫是政府故意留著的，還是他們自己尋尋覓覓找到的，這就不得而知了。
劉大白在日本最大的收獲，就是遇到了號玄廬的蕭山人沈定一，同鄉加上誌同道合遂成一生的知友。很長一段時間，他們是同事兼朋友的關係，無論是在流亡期間還是在浙江省議會和蕭山衙前及在上海《星期評論》時（當時還有戴季陶），直到沈被暗殺。這兩個人的性格大約是有互補性質的，沈外向張揚，適合做一把手；而劉相對內斂老成，比較適合做幕僚，即所謂有紹興師爺的特點。當時文人相遇相識，一般都有詩詞相互題贈的，沈和劉也不例外。而到了1915年，劉和沈又在日本因反對日本政府向清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條》而受到日本警視廳的監視，然後他們就流亡到了蘇門答臘一帶。事實上更早時期留日的同為紹興人的秋瑾和周氏兄弟等，也碰到過類似的問題，是走還是留？是革命還是讀書，秋瑾等就遊行抗議說要返國，魯迅許壽裳不願意就這樣回來，因為他們雖同為紹興人，但還是有著區別的，這區別就在於秋瑾是自費留學，而周和許都是官費留學，留學的方式不一樣，其實最根本的還是目的不一樣，秋瑾就是為了革命而去日本的，這跟魯迅他們的初衷是不一樣的。即使是革命，到底是文字革命還是武裝革命，也是不完全一樣的，所以傳聞秋瑾還當麵痛斥過魯迅，說要“吃我一刀”。
差點兵刃相見了。後來魯迅寫小說《藥》，有人說隱喻了秋瑾，為什麼要隱喻，我想還是文人意氣吧？文人如果沒有了意氣，那還有什麼呢？至於有人讀出革命的微言大義，那是另一回事情了。
而劉大白沈玄廬等那是不得不走的，他們在南洋的華僑子弟學校當老師並兼編中文報紙。可以想見這樣的生活無論是物質還是精神都是痛苦的，當時的一些詩作後收錄在劉大白的《白屋遺詩》中，扉頁還是由沈玄廬題簽的。（《白屋遺詩》插圖）
1916年，是劉大白命運發生轉折的一年，此年袁世凱病故，流亡者歸來。劉大白回國定居杭州皮市巷三號，門上題寫“白屋”二字，後來這裏成為杭州地下共產黨和青年團的誕生地和活動據點。劉大白回國後幹的還是老本行，他在《杭州報》做編輯，同時他擔任了浙江省議會的秘書長，議長則是沈玄廬。這裏的一個背景是，沈和劉都是以革命者的姿態和身份回國的，這當然是受到極大的歡迎的。此年劉大白已經37歲。後來劉大白去複旦大學任教，他的夫人和三個子女就寄居生活在蕭山衙前，遂致婚變。這可見劉大白和沈玄廬之間的關係，有人說，大白真正的朋友不多，包括蔣夢麟都可能稱不上是真正的朋友，有一些可能是工作上的關係更多一些吧。
在簡述了劉大白的生平簡曆之後，我們發現他的職業基本就是教書和編輯，而到了1916年，即有做官的經曆了，但這個官是一個秘書長，那個時候的秘書長不像今天有那麼大的權力，他很多時候隻是一個書記員的角色，隻有當權力無限放大的時候，跟這個權力有關的芝麻綠豆官也隨之無限地膨脹了，就像綠豆煮熟了一樣。很有可能，在這幾個身份中，他最喜歡的可能還是當一個純粹的文人，即賣文為生的那一種，這有他十多年後寫給徐蔚南的信為證。退一步講，做一個傳道授業的老師也不錯，這也是他一生中最為主要的一筆。
而到了1917年，他又遇到了一個跟他後來的命運要發生關係的一個人，這個人就是蔣夢麟。蔣夢麟是浙江餘姚人，也算是老鄉。劉和蔣的關係，雖然不如跟劉大白跟沈玄廬那麼密切，但他後來無論在浙還是在寧（南京），劉都做了蔣的助手，直到蔣去職，劉也才重新開始做一個純粹的文人，可惜那時他已經進入到生命的晚期了。
簡述劉大白的生平，還有一個目的，即很想弄清他到底有沒有出家當過和尚。在有關他的傳記和文章中，曾有出家當和尚的說法，但他本人卻沒有留下過這方麵的片言隻語。而且從蕭斌如編的《劉大白生平年表》來看，也似乎沒有時間能出家當和尚啊。“和尚說”的最新版本是見於何信恩先生的文章《我所知道的劉大白》，發表於江南文學雜誌，收入於《文史我鑒》一書，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何先生的文章很可讀這從小標題中即可見一斑。他的第一節是《老鼠救下的讀書郎》，第二節就是《情緣未了的出家人》，說的是因情出家，但出家是在哪一年並未提及，而且照何的文章來看，他出家的時間前後有五年之久，那麼這是哪五年呢？如果真有五年的寺廟生活經曆，大白自己不會不寫到的，朋友也不會不知道的，為什麼要避諱呢，因為在那個年代，文人出家並不是什麼醜事，如蘇曼殊如李叔同等。筆者後來就這個問題求教於劉大白的後人，得出的結論是，這“出家”說的所有出處隻有一個，那就是解思忠所寫的《亡靈憶舊錄---劉大白傳》一書，後來劉的後人專門就此請教於解先生，解先生說那是小說筆法，是編輯給他改了書名，硬按上了一個《劉大白傳》。原來如此，就像今天網絡上還有所謂《劉大白自述》一樣，那是小說筆法。
劉大白出家，我看到隻有三個旁證，一是天行的文章，題目叫《憶大白---詩人、和尚、優貢生、尋常百姓、教部次長》，刊於1948年6月6日的上海《新民報》，副標題那麼長，大約是說這麼多身份都集中在一個人身上。文章中有那麼一句“前清時候，他是一名優貢生，後因情場失意，一度出家為僧，大約不久還俗，就改姓換名了。”第二個論據是說他是在靈隱寺出家的，因為他去世後的墓做在靈隱；三是他的舊體詩詞中，偶有佛禪的元素，包括他自己也說過的，對佛學有興趣。但好多人喜歡斷章取義，劉大白對佛學的這段話是這樣的---“我曾經研究佛經，如果照我底境遇，很可以做得和尚。但是我不做，我不曾受到佛經的壞影響，我卻受到佛經底好影響，我認定佛是積極的，不過與入世者的方向不同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