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得明明白白了，我不做。
而就我們今天的讀者來說，很希望他做過和尚，也最好他跟他的妻子是一見鍾情，且是在一次什麼類似的賽詩會上認識的，當時他做的是評委，他把椅子轉過來了……。我們很想用今天的眼光和心態來看故人故事，這是沒錯的，對故人故事，肯定要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待的，但錯的是我們往往會去改變事實本身。就像我前麵提到的《文史我鑒》一書發行時，人們要寫報道，引來引去也以引劉大白的居多，為什麼，不僅因為寫他的文章是書上的第一篇，主要還是因為他有傳奇性。
和尚寫情詩，傳教士談戀愛（有的並不禁忌的），這都是人們想看到的，因為具有一種反諷效果。包括大白的感情生活，後來也有頗多演義的成分，因為人們在想，處在新舊夾縫中的詩人，應該是有驚世駭俗之舉的，你沒有，那我給你合理想象補充一點吧。而從他的那些情詩來看，大白先生絕對是一個感情極為豐富的人，這也正是詩人的特色之一，而且他是在人到中年之後，公開地把這些詩結集出版了，這實際上也是需要勇氣。一千個讀者中隻要有一個女粉絲，那就必然會有故事了。
做老師，做編輯，再到做官員和做教授，基本還是波瀾不驚的。但有一點是可以明確的，即那個年代的人，靠的已經不是血緣裙帶關係，而是要靠誌同道合，要靠鄉黨的提掖，如此才能結成一個圈子。比如在流亡時期跟沈玄廬的結識，相互以詩唱和，所以他回國回到杭州後才有了比較牢靠的飯碗，包括後來在一師及一師出來到蕭山衙前，然後再給上海《星期評論》撰詩撰文，這都跟沈玄廬有關。但他跟沈的不同之處在於，他不是那麼熱衷黨派圈子，他有一個可退之處，即去做一個教書匠。那麼他關鍵性的一步，即從紹興從杭州跳到上海複旦大學，這又跟鄉黨邵力子的推薦有關；而以後到省教育廳、浙江大學及教育部的經曆，又完全跟蔣夢麟有關。至於說他的文人圈子，那又跟他在紹在杭在滬時期結交的朋友有關。比如夏丏尊就是一師時期的同事，徐蔚南是紹興和上海複旦時期的同事，像鍾敬文等則屬於後輩級的，是要比他小一輩的文人。那是因為劉大白幫過他們，所以他們也會幫這位歐化老少年的，大白對於他們，是一種亦師亦友的關係。作為一個有聲望的文人教授，後來又是一名教育行政長官，大白是少不了要給朋友作序寫對聯的，特別是寫對聯，婚喪嫁娶都要來找他，也還有不少來求字的呢。所以後來劉大白還專門發表聲明，即不再接受給人寫對聯了，但我們知道這隻是擋一擋而已，並不是說一概都不寫的。用今天的眼光來看，說不定還會有別樣的效果呢。正如當年蔡元培也發表過聲明，說再也不給熟人朋友介紹工作寫推薦信了，但事實上你聲望在那裏，他照樣還是要寫的。
（插圖，大白的印章）
學者馬俊江、王燕曾經發表過一篇角度頗新的文章《從政前後劉大白的交遊、心態與身份尋求》，就是在剖析當年的圈子文化。如果用我的觀點來看，圈子雖然也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它還是有一個核心或中心的。那麼劉大白的圈子顯然是在長江以南，然而新文學史上那些能夠轉動椅子的大佬卻都在北京，比如胡適、周作人等，魯迅早年也是北京，後來才南下廈門廣州，最後定居上海的。看起來如是在北京，就需在北大或清華任職為好，而在上海呢，倒是可以做報人書人或完全是自由撰稿人的。劉大白的夢想，至少他在書信中是如此說的，他想做一個純粹賣文為生的人，很可惜，這個夢沒有能夠實現。
馬王等研究者的視角，就是把劉大白放到一個新文化運動的背景當中去，這個新文化不僅僅是白話文代替文言文，即大白所說的人話代替了鬼話，更是放到一個主義和問題之爭的背景中去了，即一個德先生和賽先生同時到來的時代。事實上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諸多主義和流派，都是那個年代的產物，而主義、團體和流派最為活躍的地域便是上海。我們知道跟劉大白成為朋友、且形成一定圈子的沈玄廬、陳望道以及學生輩的從一師出來的俞秀鬆、施存統，包括宣中華、楊之華等，還都是浙江籍人士，這就不是單純的巧合了。雖然後來劉大白沒有非白即紅或非紅即白，他不像沈玄廬、戴季陶那樣的一心撲在黨派中；但在時代的大潮中，他是用文學和詩歌跟那個時代發生著緊密關係，而這種關係裏麵有緊張有衝突，也有美好和甜蜜。當然大白先生後來跟隨蔣夢麟先生，成為了浙江和中國的教育行政長官，當時的執政黨乃國民黨，這也是1949年後劉大白遭遇冷凍的一個原因吧。不過常識告訴我們，今天令中國人還有點驕傲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是1949年後辦起來的嗎？浙江大學現在喜歡提自己是老三，或者說極想做老三的位子，那麼常識又要告訴我們，當年為浙江大學定下製度規模的不就是蔣夢麟和劉大白他們嗎？蔣中正任命竺可楨做校長那已經是後來的事情了，但那也是蔣先生任命的呀。
考察劉大白的一生，雖然民國初年也有北漂的經曆，但那時新文化運動還未興起，他去北京算是去早了，早了大概五六年吧，所以他便沒有跟北大和《新青年》同仁的交往，也無遊歐美的經曆，他去日本也屬流亡性質。回國之後劉大白活動的空間基本就在滬杭之間，這跟當時同為紹興人的周氏兄弟以及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一些急先鋒完全是不一樣的，這批急先鋒的舞台皆在北京，後來才慢慢轉移至上海。五四新文化的兩員大將，胡適和周作人後來雖然都為劉大白的詩文寫過序跋，但基本還是出於禮節，並不能算是一個圈子裏的朋友。所以劉大白跟那一撥後來掌握新文化運動話語權的領袖們，還是保持一定的距離的，比如同為老鄉的魯迅先生，大白跟他的交往，照魯迅日記所記，也隻有一次， 1926年8月30日的 魯迅日記中有這樣一段：“晚至消閑別墅夜飯，座中有劉大白、夏丏尊、陳望道、沈雁冰、鄭振鐸、胡俞之、朱自清、葉聖陶、王伯祥、周予同、章雪村、劉勳宇、劉叔琴及三弟。夜大白、丏尊、望道、雪村來寓談”。
在這些提到的名字中，跟一師有關的占了一半。不過大白先生的名字出現在魯迅日記中，好像也僅此一次。後來有人說，北大派和複旦派可能還是很少交集的。這些人這樣說，可能還多少都有點自以為是的。
大白先生是一名詩人，一名教授學者，也是一名行政官員，多種身份集於一身。曉岡先生在《魯迅、郭沫若、劉大白、鬱達夫四大家詩詞鈔》（1950年2月上海秀州出版社）的序中曾經引用劉大白的原話，大白說---
“我底人生觀，佛底真，詩底美，無政府共產主義底善和利。真是絕對的、超世間的；善和利是相對的、世間的；美是介乎入世出世間的，能由相對到絕對的。”
曉岡說大白先生是一個詩人，生平沒有以革命者自居過，然而他的詩是有革命性的，在那個時代，也隻有這一種帶有革命性的詩，起著啟蒙作用……在1921年，劉大白就提出了“豎起脊梁做人”的口號，他說---人們自從從橫著脊梁的東西進化以來，豎起脊梁做人，不知若幹萬年了，但精神上總被超人的非人的種種東西壓迫著，沒有豎起脊骨做過人，所以我願在世界上一切人們麵前，大喊一聲，從今以後，豎起脊梁做人。
注意，曉岡先生的真名叫金祖同，其父是中國書店的老板金頌清，而他本人則是大白先生的女婿，大白先生的女兒劉滿子就是金祖同的夫人。這個後麵還會展開來講的。
用今天的話來說，豎起脊梁做人，其實就是一個大寫的人，一個不願被奴役，不屈服的人，這可能就是劉大白最為真實的寫照吧。
豎起脊梁做人，這也就是一個文人的風骨吧，當然人們有時對文人的要求會有所降低，比如說文人無行，文人風派和軟骨頭。但在劉大白的身上，卻並無這些毛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