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姓劉而不姓金，後來他在遭清政府通緝時倒也給金氏家族少了些麻煩。至於改名叫大白，那又是後來的事情了，這是真姓+筆名的結合。所以金慶棪也罷、劉靖裔也罷，都是過去式的，唯有劉大白，跟他的詩他的文和他的為人，載入了中國文學史和中國現代史。
前麵說起蘇曼殊，那是因為劉大白在浙江一師的學生曹聚仁曾這樣評價老師道---他那火辣的熱情，卻比蘇曼殊還要濃厚些。
曹聚仁評人實際上還是頗為主觀的，尤其是對自己老師和同學輩的評價。
其實劉大白自己也曾有詩悼曼殊的，一般詩人懷詩人，就不僅僅是在抒寫和懷念而已，而是把自己的性情都要放進去的，他說蘇曼殊是“非儒非俠亦非僧，人海逃禪儼上乘。”但是大白自己卻不逃禪，似乎也無處可逃。
有人稱蘇曼殊是詩僧，而劉大白呢，人稱是歐化老少年。歐化是他的立場，並非他是遊歐人士；老少年是他的姿態，是老夫聊發少年狂的那種情狀。他在浙江一師任教以及後來寫出那些傳世之詩句時，都已過不惑之年，然而照樣把愛情詩寫得濃鬱熱烈。
我有時也搞不明白，要寫出好的詩句，為什麼一定要把自己搞得如此痛苦呢？那個年代的詩人，似乎更多地在身體力行，而主題隻有一個：革命革命再革命！這革命就是執教，辦刊，論戰，主政，所以這革命便轟轟烈烈，風生水起。今天如果我們從作品的成就來論人，那麼像劉大白這樣的白話新詩，可能還處在一種半文不白的狀態中；而如果我們從文化的傳道者和革命者的角度去看大白，那他完全是一個大寫的人。有時是狂草，有時是正楷，但絕對是大寫的。
早年我對劉大白沒有多少感覺，而且把他跟另一位叫劉半農的詩人混在一起，因為他們都姓劉，且名字也都比較“土”。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我們喜歡名字比較洋的詩人，比如戴望舒、康白情、孫大雨、林徽因、艾青、郭小川，以及後來的北島芒克江河舒婷等等。還有一個容易搞糊塗的是，劉大白和劉半農都寫過反映底層生活的詩，又都曾由著名的語言學家和音樂家趙元任先生為之譜曲。現在我當然能搞明白了，半農先生的是《叫我如何不想她》，大白先生的是《賣布謠》。劉半農的“教我如何不想她”倒是蠻洋派的，現在偶見紀念會上有人用美聲來唱的，而大白的“嫂嫂織布，哥哥賣布。賣布買米，有飯落肚”則很像民謠了，這就是反映底層勞苦大眾的生活的，不過由此詩也看出了上世紀二十年代初浙江蕭紹平原上的商業形態了。劉大白是紹興人，又在蕭山謀過事，而今天的蕭紹平原上，染織業是相當發達的，發達到影響用水衛生和整體環境了。可惜再也沒有詩人寫此類的《賣布謠》了，寫也寫的，是寫企業家如何走向世界並抗擊金融危機的。現在的演唱會上當然也見民謠的，但那已經是一種曲風而並非真的有多少對現實的批判，歌舞升平、皆大歡喜，這就是我們的另一種現實。
再扯開去說一下，往往要人到中年之後，才覺得大白、半農這樣的名字實在是好，但是回到剛脫離麵朝黃土背朝天的日子，又要讓我“半農”，正如我剛剛在接受意象派什麼的，你又要讓我“大白”，那我肯定是受不了的，而且把詩寫得“大白”也不是我的追求，而現在覺得包括戴雨農、汪靜之這樣的名字實在是很有中國味道的。
再扯遠一點，這些老詩人的後代後來也有不少去海外定居生活的，趙元任、劉半農和劉大白的子女就有在美國聚會的記錄，這有照片為證的。
詩人去寫世間的不平，平民的痛苦，寫不寫是姿態，寫不寫得好是本事。
劉半農因為沒有在國民黨政府裏做官，所以還是名列五四新派人物的，而劉大白的一生就要複雜得多，他因為官至廳部級，遠比當年魯迅在教育部的公務員要厲害。究其原因，魯迅不是蔡元培的親信，而隻是許壽裳的好友，是蔡元培的外圍好友，這一點跟周作人不一樣，周作人似乎要跟蔡元培走得更近一些。而劉大白則是蔣夢麟的朋友和得力助手，蔣夢麟是蔡元培之後執掌中國教育的一個專家級行政長官。也因為這一層關係，在1949年後，是很難見到給劉大白先生作傳作評的，有也是有的，那多半也隻是作為一個五四新詩人的幾句評價，而且最後總不忘給他打上“躲避現實”和“悲觀厭世”的標簽，這也是那個年代慣用的腔調。這實在是有失公允的，然而名人的是非功過總是要後人慢慢來評說的，公允也總要慢慢才會來到的。這也正是時間的殘酷和巧妙之處吧，因為詩歌的生命（如果真有其生命的話），總是要勝過詩人本身的生理年齡的。
劉大白先生去世已經有82年了，但願我的這冊小文是一種後輩向前輩致敬的文字，雖不夠嚴謹和學術，然真誠可鑒，聊作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