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名有姓有地方，哪還會找不到？”鐵部長當即指示我們兵分兩路，一路由柳處長負責，馬上出發去哈爾濱軍工大學尋找這個叫黃茜的人，一路由我負責，去中科院數學所看看。
04
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位於海澱區南郊，一個寂寞得有點荒涼的院子。這天下午，我去胡上校他們單位取了選拔資料後，回來的路上恰好經過這裏，便以一個閑人的身份溜進去閑逛了一下。一進門，就看到祖衝之的塑像，在陽光下熠熠生輝。遠處，一個年輕人正凝望著太陽，好像在試圖計算太陽的高度。在我離開時，又看到一個戴著深度近視鏡的老者，正一路俯首在地上拾揀著剛剛不慎從菜籃子漏出的幾顆土豆。有一顆土豆滾入了下水道，他還是不甘心，把它當寶貝似的揀進籃子。看來，我們國家確實正處在一種我想象不到的貧困中。
當天晚上，我以楊小綱的名字，住進這裏的招待所。這招待所在當時看也許是很高檔，因為要接待外國專家。門口設有一個保安，坐在一張桌子後麵，對進出的人好像都很熟悉。我在總台登記房間時，看到有兩個外國人，一男一女，坐在大堂的椅子上聊天。我聽不懂他們的話，但可以肯定不是蘇聯人。
大約是三個小時前，研究所黨委書記王某就已接到科學院主要領導的一個重要電話，說的就是我即將“蒞臨”的事。領導對他說：人一到你就通知我。掛電話前，領導又交代：他是個有特殊使命的人，你們一定要保證他的安全。於是書記放下電話便直奔招待所，守在招待所剛修繕一新的大廳裏，誠惶誠恐地等我出現，不時還冒著雨到外邊來翹首張望，想象著我的如期而至。可以說，他在心裏早把我盼望了又盼望，也許還用心推敲著“覲見”時應有的辭令。但當我真正出現時，他卻僅僅多看了我幾眼而已，沒有上來招呼，更沒有“熱情接待”。
書記同誌怠慢我的原因，我猜想有二個，一個是當時外麵下著大雨，天又黑，我在雨中像一個逃兵一樣衝進招待所，臉上的神情和身上的衣衫都透露出一種落魄和慌張，太不像一個“要人”；二個是我在服務台登記時用了一個假名字：楊小綱。我注意到，開始書記同誌對我的到來還是有點敏感，我走進大廳後，他始終用警疑的目光忽明忽暗地打量我，在我身邊轉悠，像個探子。我到服務台作登記時，他也跟著我磨蹭到旁邊，裝模作樣地跟服務員說事。低級的探子！但當我掏出的那張介紹信函——它不但紙質普普通通，而且足以證明我隻是南方某高校一名叫楊小綱的教職工時，他頓時對我了無興趣，迅速從我身邊滑開，我的背脊骨甚至可以真切地感覺到，他在拖著沉重的步子背離我。當我辦完登記，往樓上走時，我看到他在門前不安地踱著步，焦慮的目光時不時紮進黑暗的雨絲中，好像我還在來路上，隨時都可能從黑暗中向他走來。
說真的，我沒想到我一個平常為之的老習慣，竟然讓年邁的書記同誌平白增添了一個多小時的焦慮不安。我是說，用假名字登記住宿或辦事，是我素有的習慣，也是需要。我身上備有各種各樣的空白介紹信，我以什麼身份和名姓住進該招待所，完全是隨心所欲和偶然的，就看我當時伸進挎包的手率先摸到“哪一頁”——那裏麵有許多頁差不多大小和硬軟的介紹信函。當時，我率先抽出來的是一張由北方某省政府給一個名叫辛小峰的處長開的介紹信，隻是覺得這個職稱跟我此刻落湯雞的模樣不太符合，於是又重新摸了一張，即楊小綱的那張。不用說，楊小綱和某省政府處長都不是我的真實麵目，我的真實麵目是——真名叫安在天，身份是特別單位701副院長，代號A705，即701五號人物的意思。但如果要說我使用過的名字之多，絕不亞於一個江湖老騙子，可以說，一本百家姓氏譜裏，我至少用過半本的姓氏。別的不說，就說在這次為期八天的回國途中，我先後用過李先進、陳東明、戴聰明、劉玉堂等六個名字，它們一定程度上說明我此行經事之多，和我固有的謹慎。是謹慎，不是膽怯。謹慎和膽怯，跟冷漠和鬱悶一樣，看起來有點相似，骨子裏卻有雲泥之別。
本來，王書記已經替我開好房間：三〇一房間。這是個套間，裏間有一張暗紅的古典雕花大木床，床上疊著綢緞的花被，蚊帳是尼龍的，如蟬翼一樣透明，還有單獨的衛生間；外間寬敞，物什齊備，有舒適的沙發，派頭的電話，還有吊扇、衣帽架、台燈、茶幾、茶具和煙缸等大小設施和用品。就樓層說，是頂樓，就方位說，在走廊盡頭，不但安靜，還有保密性，安全感。我需要這樣一個房間，因為我是特別單位701的人。但是，這個房間現在隻屬於“安在天”，不是“楊小綱”，楊小綱隻配住一般房間。一般的房間比較多，任意性比較大，根據我的要求，最後安排給我的是二〇一房間。這個房間在三〇一的腳板底下，一樣處在走廊盡頭，也是套間，雖然沒有那麼多配備，但基本符合我的要求。所以，我進屋後，就決定住下來。由於一路雨中奔跑，我似乎有點累，進屋後，簡單擦洗一下，就上了床，而且很快迷迷糊糊地睡著了。不過，一個驚天動地的霹靂很快又把我驚醒，我聽到有個東西在不停地拍打窗欞。我不知道是怎麼回事，走過去看，發現窗外的右手邊，有一棵跟樓房差不多高的棗樹，正是盛夏季節，棗樹枝繁葉茂，有條枝椏出格地伸到我窗口，借助風力的鼓吹，冒昧地拍打著我的窗欞。再看下麵，有一根分枝完全貼著牆頭長過來，要不是有人砍斷它的頭，沒準它早已破牆，鑽進屋來。也因為砍斷了頭，所以它變得格外粗壯，粗壯得像一根獨木橋一樣吊在我窗下，隻要稍有點腳力和不犯恐高症的人，都可以憑它翻進我房間裏來——破窗而入。
這怎麼行？
絕對不行！
於是，我下樓去要求換房。
服務台不準我換，我臨時編的幾個理由，都被視為無理取鬧，遭到拒絕。我的態度因為有恃而不恐，於是我的聲音因為情急而變大，而服務台裏的人一點也沒有被我嚇倒，他一邊偷偷地注視著我背後的書記同誌，一邊以蔑視和沉默對待我。無奈之下，我很不像一個有秘密權威的人一樣嚇唬他。
我說：“我是你們王書記的客人，請你配合一下我行嗎？”
你知道，這時候，書記同誌其實就在我身後，他已經被再三的等待焦了心，聽我這麼一說，似乎已經有所敏感，不乏客氣地對我說：
“我就是王書記，請問你是哪位？”
我說：“我是從701來的。”
他問：“你姓安嗎？”
我說：“是的，我叫安在天。”
他啊一聲，一個箭步衝上來，緊緊握住我的手。他手上的力量和氣息讓我感覺到他有種急於敘事的衝動，我不知道他將敘述什麼，但我知道在這裏有些話是不可以說的，說了就可能給我帶來不便。所以，我十分職業（機智）地將握手臨時轉換成親密的擁抱，藉此將頭架在他肩膀上，悄悄說：
“這裏不便多說，請帶我去房間。”
05
當然是三〇一房間。
進房間後，我馬上走到窗前，看窗外那棵棗樹，它在風中搖曳著，一股聲浪像海潮一樣朝我撲來，而搖曳的樹枝好像極力想拍打我，卻怎麼也夠不到，總是在一兩米之外又反彈回去。我想，如果是隻貓，它也許可以憑此跳進我房間，但人大概隻有《水滸傳》中的時遷有此本領了。我相信，我是個謹慎的人，但我更相信，對701人——每一個人——來說，所有的謹慎都是必要的。因為，正如總部首長所說：我們701一個人的價值，抵得過一個野戰師。
的確如此，當時JOC電台每天都在對我們係統的人廣播，希望我們跑過去，人都明碼標價，高的已經超過幾十萬美金，低的也有幾萬。像我這樣的，不值幾十萬嘛，至少有十幾萬吧。這就是說，隻要誰把我弄到X國，就可以得到十幾萬美金。重金之下必有勇夫。說實在的，那時出門我的心態很不好，老是疑神疑鬼。也許是我經事太多，也許是形勢的問題……說到形勢，大家都知道，形勢很嚴峻，而且還在繼續嚴峻，誰也不知最後會嚴峻到何等地步。想想看也是，要是在以前，誰想得到，昔日的老大哥，蘇聯老大哥，如今也會成為我們的對手。反目成仇。劍拔弩張。明爭暗鬥。還有日益緊張的台海局勢，蔣介石妄圖“光複大陸”……這種形勢下我分明感到自己真的是越來越膽小，越來越多疑，越來越謹慎。是的，是謹慎。謹慎不是膽小，但我的謹慎裏已經藏著膽小。這個房間比剛才的房間好多了，聽說隔壁還專門安排有兩名保衛幹事。我喜歡這種感覺。安全的感覺。看來，書記同誌不像我事先聽說的，“是個世事不諳的學者”。
高個子，大塊頭，堂堂的相貌，穿著筆挺的中山裝，說話聲音亮堂，舉止氣度不凡，這就是王書記。這也是為什麼我在大廳裏看見他，而沒有想到他就是王書記的原因，他給我印象更像個秘書，或一般領導。他甚至連副眼鏡都沒戴，和我想象中的一個科研機構的領導人完全不是一回事。
但很快我又發現，他身上有種科研工作者特有的精細和固執，比如我們談話開始和結束時，他都在下意識地看手表，表明他有強烈的時間觀念；對我提出的要求，總是不輕易表態，要深思熟慮後才作答。在談話之前，他甚至要求看一下我證件，以證明我就是特別單位701來的安在天。看了證件，還是不放心，還要這個那個地盤問我。
他說：“恕我直言，我接到的通知上說，你應該乘一輛吉普車來。”
我說：“通知上應該還說起，這輛車的車牌號為×××。”
他說：“是的，可你為什麼沒乘車來？”
我說：“車子在路上拋錨了。”
其實，我是為隱蔽起見故意隻讓車送我到門口，沒讓車子進來。沒想到，就幾百米的距離居然天公不作美，突然降下一場大雨，搞得我很狼狽。他對車子拋錨的說法顯然不信任，卻又不知怎麼質疑，隻是沉默著。為取得他信任，我索性給下午通知他我要來的上級領導同誌撥通電話。其實，下午領導給他掛電話時，我就在旁邊。我把電話遞給他，讓他來接。他聽著領導的電話，笑逐顏開起來。放下電話，他就緊緊握住我手，說失敬失敬。說著，客氣地拉我到沙發上坐下，還給我敬煙、泡茶。我坐下後，開門見山告訴他：我是來向他要人的。他問我要什麼樣的人。我想了想，一邊打開挎包，一邊對他說：
“還是你自己看吧。”
我從挎包裏，先是抽出一隻八開大的牛皮信封，然後又掏出一隻小瓶子——像一隻墨水瓶，然後又摸出一支小毛筆，一一放在茶幾上。接著，我又從信封裏抽出一遝文件，從一遝文件裏又翻出一頁零散的紙——它夾雜在幾份文件裏，像一頁多出來的廢紙。我過分在乎地端詳它一會，然後將它鋪開放在茶幾上，給他看。
我帶點兒幽默口吻的對他說：“看見了沒有，我想要什麼人，都寫在上麵呢。”
他近看，遠看，左看，右看，拿起來看，又放下來看，卻是什麼也沒看到。
“這分明是一張白紙，我什麼也沒看到。” 終於，他忍不住疑惑地望著我說。
確實，這是一頁白紙，隻是比一般白紙看起來要異樣一點，好像要厚一些，又好像被漿洗過似的，紙麵顯得有些粗糙。
我說：“你別急，你該知道的都寫在上麵。”說著，我擰開瓶子，拿起毛筆，往裏麵蘸了水，開始在白紙上作業起來。但不是寫，而是塗刷。輕輕地塗刷，很小心，像作畫一般。說是塗刷，紙上卻並不顯現任何色澤，倒似乎有一縷白煙泛起，與此同時，還有一種輕微的哧哧聲，好像那頁紙是火燙的，水落上去，就馬上被蒸發掉了。
他驚奇了，問我：“你在幹什麼？”
我說：“你看。仔細看。”
我說著，紙上就慢慢顯出字跡來，一筆一劃，一撇一捺，像有隻無形的手在寫，筆畫先後秩序是亂的，但字是完整的，第一個字是“茲”。接著又一個，接著又一個，就這樣，一個個字，像幽靈鬼符一樣冒出來……
這是一份經過隱形處理的文書。
為什麼要作隱形處理，當然是為了保密和安全。這樣，即使我在路上有個長短，比如不慎丟失什麼的，別人得了文件，也不至於馬上暴露我秘密的身份和此行絕密的重要任務。我的任務是來這裏——我國數學科學的第一陣地——尋求一位為我們701去破譯光複一號密碼的高級人材。
破譯他國密碼，本身就是一個陰謀，一樁陰暗的勾當，是國與國之間，或不同的政治集團之間，你死我活的隱蔽鬥爭。當時台海局勢已經相當緊張，戰爭大有一觸即發之勢，破譯光複一號密碼迫在眉睫，已成了國家的最高機密，不容有絲毫意外，哪怕隻是一點風聲，一旦泄露出去，對我方必然會造成各方麵都極為不利的局麵，甚至影響到我們在“光複”與“反光複”行動中的成敗問題，也就是新中國的安全問題。說到底，這事情絕不能敗露。說得難聽一點，即使要敗露也不能敗露在我手上，否則我這輩子就完蛋了。正是基於這種考慮和擔心，我在出來前專門慎重地做了高級隱形處理，在書麵上刷了一層白色的隱形粉。
隱形粉在消氧水的化學作用下，化成白煙消失，如同雪在陽光下消融一樣。偽裝褪去，我的秘密任務便成了白紙黑字，醒目而莊嚴地看著書記同誌，看得書記神情陡然變得莊重十分。完了，他問我要多少人。我伸出一個指頭：
“就一個。 ”
“就一個？那麼……”他疑惑地問我，“有什麼具體要求嗎？”
“首先，”我說，“必須是一個在數學科研活動中有突出建樹的專家。”
他掏出筆來記錄，一邊喃喃著：“必須是個數學家，這是一。”
“那麼二，”我接著他話說，“必須懂俄文，最好是在那邊留過學。三，政治上要絕對可靠。四，年齡不要太大，最好是中青年，單身漢更好。”
他問：“就這些？”
我說：“就這些。”
他說：“總共四條，隻要一個人。”
我說：“對，主要是這四條，最重要的是前麵三條。總之，我們的原則是人不要多，越少越好，有理想的一個就夠。這不是人海戰術，人多力量大。這是一個數學家破解另一個數學家精心布置的迷魂陣，不論是布迷魂陣的數學家，還是破迷魂陣的數學家，都必須是百裏挑一，非他莫屬。我們要找的就是這個百裏挑一、非他莫屬的人。但我希望你能多提供一些候選人。”
他問：“大致要多少？”
我說：“難道你有很多嗎？”
他說：“十幾個還是有的。”
我說：“那讓我都見見他們吧。”
他問：“什麼時候？”
我說：“盡快。”
他說：“最快也要明天了。”
我說：“你就按最快的去落實吧。”
也許是我過於嚴肅，也許是他過於緊張，總之我們的談話充滿公事公幹的味道，沒有廢話，沒有幽默，沒有輕鬆，沒有客套，以致他走的時候，我們連個再見都沒有說。
06
第二天上午，我吃完早飯，從樓下餐廳上來，看到隔壁保安的房間裏走出來兩個人，一個是王書記，另一個沒見過。書記給我們作了介紹，我知道他就是來應試的，是個數理學博士，去年才從蘇聯回來。他是我接觸的第一個候選人。隨後，陸續有人出入我房間，到晚上我已與十二個人（其中有兩名女同誌）進行了麵晤。這些人中，隻有一半同誌在我房間逗留的時間超過五分鍾。就是說，來人中一半人在我房間停留的時間是短暫的，比如剛才那位留蘇博士，事後書記說他以為這是最可能被我入選的，所以安排他第一個來，還親自帶來。但事實上，他跟我進房間後，我們連一句話都沒說，僅僅是被我明裏暗裏地多看了幾眼，我就請他走了。
為什麼？
書記不解地問我。
是這樣，當時我們進房間後，我有意擺出一言不發的傲慢樣子。這其實是在測試他的心理素質。他也許不知道，看我一言不發、目中無人的樣子，臉上始終堅強地掛著殷勤而空洞的笑容，對我小心翼翼，我想抽煙，他馬上衝上來給我點煙，還主動給我泡茶什麼的。我想，他這種人也許更合適去從事與人周旋的工作，而不是去幹在沉默中沉默的破譯工作。安德羅說，破譯密碼是跟死人打交道。所以，無需你觀人言察人色，更不要你小心翼翼，而是要你想方設法去聆聽死人的心跳聲。
是的，破譯密碼是聽死人的心跳聲！
死人怎麼會有心跳？這是個悖論，而破譯密碼的事情本身就是個堅硬而巨大的悖論。為什麼說破譯工作是世上最殘酷又荒唐的職業？就因為在正常情況下，所有密碼在它有限的保險期內是不可能被破譯的，破譯不了是正常，破譯了才是不正常。天機不可破，但你的職業卻是要去破，你的命運由此而變得殘酷又荒唐。這就意味著，我們的破譯員必須要具備絕對沉著——在絕對殘酷又荒唐麵前絕對沉著——的良好的心理素質，如果麵對一個刻意裝弄出來的傲慢，你就亂了方寸，忘記了自己身份，低三下四去取悅他，迎合他，這類人的內心可想有多麼懦弱，怎麼可能讓我看到光明的未來？要知道，我們求索的那束光明原本就像遊絲一樣纖細，而且還在風馳電閃中，也許我們隻有像一個死人一樣沉著，處亂不驚，處驚不變，這樣地日複一日，夜複一夜，才可能有幸不期而遇。
當然，密碼技術作為一門數學科學，尖銳而深邃的數學能力，跟良好的心理素質是一樣必要又重要的，兩者猶如一對飛翔的翅膀，缺一不可。從某種意義上說，我不敢肯定自己對他們數學能力高低優劣的判斷標準是絕對科學而合情理的，或許存在著某些偏狹和蠻橫。但我敢肯定對他們心理素質上的直覺，自己是不會錯的。我的原則是寧缺勿濫，不要湊數，多了未必是好事，少了也未必是壞事。所以，我固執地按照我的要求選拔人，首先從十二人中選出六名候選人，然後組織他們筆試。
筆試的內容就是我從胡上校那邊要來的選拔資料，是由兩部已經破譯的中級密碼演變過來的兩道高等數學題。它們當然不是密碼的全部，但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一個人的數學才華和對密碼的某種親近。在目前情況下，這也是我考察人選的唯一有效的方式。我決定先拿出一題作考題，考試時間是兩個半小時，形式是開卷，各人可以帶資料，但必須絕對獨立完成。為了表示我的誠意和謝意，中午，參加考試和監考的工作人員的夥食由我提供，按每人兩元的標準準備，另外參考和監考人員每人發三元錢的補貼。我交給書記一百塊錢，和可以到附近任何糧站或肉店買十斤大米和十斤豬肉的票據。我發現，書記看著厚厚的一遝錢和兩張真假難辨的票據，有些受寵若驚地發愣。這就是那個年代，任何人在吃的問題上都有問題。
考試的紀律非常好，結果也還行，有三個人勝出，遺憾的是書記極力推薦的兩個人都交了白卷。下午，我把答出題的三個人的名字報給王書記，要求約見他們。書記安排我在他的辦公室跟他們一一見麵，我把另一道試題發給他們，要求他們獨立答卷。這次，我有意不集中安排考試，目的就是要試探他們的品德，在沒有約束的情況下能否“遵紀守法”。不用說，正常的話，我要的人必在他們中產生。我明顯地感覺得到，書記同誌對我選拔的結果有點失望，也許是因為他重點推薦的幾個人，我一個都沒看中的緣故吧。但這沒辦法，青菜蘿卜各有喜歡，我不能以他的胃口來確定我的菜單，就像晚上他設宴款待我，三番五次勸我喝酒都被我堅決拒絕一樣。
出門滴酒不沾，這是我養成多年的習慣。
所謂設宴，隻不過是多了幾個陪我吃飯的人而已，都是所裏的領導和名人。人多了，話就多，吃飯的時間被無聊地拉長。用完餐，我們從餐廳出來，經過大廳往外走時，我突然注意到，在臨時會客的沙發那邊，坐著幾個人，其中有個女人一直目不轉睛地看著我，目光大膽又熱烈，有點風騷女子的味道。她的年紀也許有三十來歲，也許還要大一點，嘴唇塗得紅紅的，穿著一件黑白細條紋相間的列寧裝，頭發用一塊白手絹紮起，很洋派的樣子，有點電影上女特務的時髦和妖豔。有那麼一會兒，我覺得她好像衝我曖昧地笑了一下，我不敢相信這是真的，寧願相信這是幻覺。但即使是幻覺，我也感覺到一種像被火燙著的驚嚇，嚇得我不敢再側目去看她。
事情從此變得有些荒唐起來。不一會，我送走書記他們，回來時，見女子正立在我房間門口，見了我，還是剛才夢幻似的一個甜甜的笑容。我心裏有些虛實不定的無措，為掩飾這種無措，我帶點兒指責口氣地對她說：
“你在這幹什麼？”
她脫口而出：“找你啊。”聲音和笑容一樣甜美。
“找我幹什麼？”我問。
“你不是在找人嘛，我想來了解了解，不歡迎嗎？”她理直氣壯地說。
“你是幹什麼的？”我冷淡地問。
她把頭天真地一歪：“你猜呢？”
我很粗暴地頂回去：“我不想猜。”
她略顯尷尬，但很快又露出笑顏，說：“看你這麼凶巴巴的，好像我是國民黨的殘留分子似的。”哈哈一笑，又說，“我不是國民黨的女特務，我是愛國知識分子，從美國回來報效祖國的教授，周總理還接見過我呢！”
我聽著，雲裏霧裏的，一時愣在那。
她敲敲我房門，落落大方地要求我：“開門吧，請我進屋吧。”
我手已經伸進口袋，去掏鑰匙，但臨時又放棄。我問自己，對她一無所知，貿然請她進屋是不是合適？答案是否定的。於是，我請她去樓下大廳裏坐。她似乎不樂意我在大廳裏接待她，到了樓下，她要帶我去專家樓，說那裏有爿咖啡屋，是專門招待外賓的。
我說：“我又不是外賓。”
她說：“我們可以裝成外賓。”接著流利地說了一串外語，也不知說的是哪國話。
我還在猶豫去不去，她掏出一張十元鈔票說：“小姐請先生，你好意思拒絕？”
我心裏想，這人怎麼好像不是真的，跟書裏的人似的，說話酸溜溜，做作得簡直叫人心煩。最後我還是跟她走了，路上，我對自己說，她身上有種惹是生非的東西，你最好離她遠一點，見機就撤。她似乎看見我心中所想，用一種寬慰的口氣說：
“不要用老掉牙的眼光來看我，那樣你會覺得我是個怪物，其實我不怪，隻是有些特立獨行而已。在這裏，他們都是一個樣，千篇一律，我是唯一的，與眾不同，所以也值得你認識。”
黑暗中，我覺得她的聲音也是做作的，常常夾雜著一些外語單詞，叫我聽著一陣陣地起雞皮疙瘩。我疑問著，這到底是個什麼人物？
07
她叫黃依依，正如她自己說的，是個愛國知識分子，歸國前曾在世界著名數學家馮·諾伊曼手下工作過，算得上是個小有名氣的數學家。我記得安德羅曾對我說過，當今世上馮·諾伊曼是最偉大的破譯家，他有兩個腦袋，一個是東方的，一個是西方的……世界上隻有他既可以破東方的密碼，又可以破西方的密碼，他收羅了大批東方學子，為的就是領略東方智慧的玄奧……所以，有人說他的腦袋比愛因斯坦還要複雜，還要深不可測。
黃依依與諾伊曼博士的緣分，似乎很多人都知道，是得益於她打得一手舉世無雙的好算盤。她打算盤的絕活是祖傳的，在廣東英德縣大源鎮的黃家祠堂裏，至今還掛著慈禧太後的禦書：兩廣第一算盤，說的是她爺爺。老人家晚年曾追隨孫中山先生，當過一陣子臨時國民政府的收支總管，後人將此演繹說他是孫先生的財房先生。黃依依從三歲就開始跟爺爺練習珠算，到十三歲赴廣州讀中學時，算盤打得之快已經與年邁的老祖父相差無幾。老祖父臨終前，將他一生視為寶貝的一個價值千金的象牙金珠算盤贈予她，引得黃家幾十個嫡傳後裔們無不眼紅心綠。
老祖父遺傳下來的這算盤實為稀世之寶，其大小隻有半隻煙殼子一般，有如一塊玉佩，可以合掌護愛，而奇特的用料和工藝更是令人驚歎。整個算盤由一枚野生象牙渾然雕刻而成，手藝和功夫大有蓋世絕倫之高超，而且上麵一百零五個算珠子個個著有純黃金粉，看上去金光閃閃，拿在手上涼手稱心，可謂美不勝收，舉世無雙。
算盤小巧又珍貴到這般地步，與其說是個算盤，還不如說是件珍寶，隻有觀賞性，而無使用性。因為算珠子太小，小得跟一粒綠豆似的，常人已根本無法使用，要想使用，隻能用指甲尖尖來點撥。然而，黃依依卻可以拿它來跟所有珠算高手比試算速，開頭幾年用的是真指甲，十指尖尖的，後來改用假指甲，跟彈琵琶似的，卻依然得心應手，揮灑自如，將細小的算珠子點撥得驟風暴雨的快，飛沙走石的響，那感覺如同你看藝人踩著高蹺，依然健步如飛。這是她的手藝，也是她的驕傲，不論何時何地，她總是隨身帶著這件寶器，高興或不高興時，需要或不需要時，都拿出來熱熱手，有時候是展示，是炫耀，是露一手，更多時候是習慣，是無意，是下意識。靠著這門絕活，她到哪裏都能引人矚目，叫人銘記。
一九四二年，黃依依以優異成績被國民政府教育部保薦到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攻讀數理學博士。有一次，著名數學家馮·諾伊曼來給他們開講座，也許是有意想引起這位大數學家的注意吧，課間休息時，她從身上摸出算盤，戴上纖巧、朱紅的假指甲，劈劈叭叭地擊打起來，一下把這位數學巨人吸引過來，看得如醉如癡。一年後，在博士答辯會上，她再次見到這位大數學家，後者對她說：我有一個助手剛離開我，如果你今天的答辯依然像你的算盤術一樣打動我，我將熱烈歡迎你來做我的助手。後來，她果真做了馮·諾伊曼的助手，於是轉眼成了國際數學界有名的人物。新中國成立後，國家人事部、外交部、教育部、中科院等六部院聯合發表公開書，歡迎海外愛國之士歸國建設新中國。該公開書由周總理簽發，上麵具體點到二十一位人名，其中就有黃依依的名字。她就這樣回到祖國，成了當時全國最年輕的女教授，年僅二十六歲。後來她又去莫斯科做訪問學者八個月，帶回來一個蘇式綽號：伏爾加的魚。至於有何寓意，少有人知曉。
這一切，當然是我後來才逐漸了解到的。那天晚上，我們到咖啡屋後並沒有說什麼就分了手。是我溜走的。咖啡屋不大，是以前的一個教室改成的，老板是個中年婦女，長得像新疆人，其實是個哈薩克，蘇聯人。據說，她丈夫曾經是最早來這裏工作的蘇聯專家，她開這爿咖啡屋本來是為那些蘇聯專家服務，如今專家走掉一大半，包括她丈夫也走了，而她卻留了下來。聽黃依依說，她現在跟這裏的某個人好著，留下來就是舍不得他——不是舍不得咖啡屋。在大批專家撤走後，咖啡屋的生意已經日漸慘淡，我們進去時看見隻有一個客人，國籍不明，但肯定是個外國人，留著滿臉大胡子，跟馬克思似的，正如醉如癡地聽著電唱機裏放的《友誼地久天長》的曲子。音樂一遍放完後，他用蹩腳的中文要求老板娘再放一遍。因為沒什麼客人，屋裏空敞得很，也許就因為空敞吧，等音樂再起時，黃依依心血來潮地邀我起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