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運用以上方法一定能化解敵意，化敵為友，在社交中建立更好的關係。
轉換角度，荊棘變通途
“西安事變”後，張學良送蔣介石返南京被扣留，這一囚禁就是漫長的半個世紀。然而，無論是在大陸還是逃亡到台灣，蔣介石為什麼始終都沒有殺害張學良呢？
張學良得以保全的原因之～應歸功於於鳳至。是於鳳至睿智地同蔣介石周旋，最終駕馭了局勢，改變了一代愛國將領的命運。
早在張學良“東北易幟”後，蔣介石為籠絡並控製張學良，曾授意宋美齡與於風至結拜金蘭，於風至也拾級而上，拜宋美齡的母親為幹娘。十數年來，張學良、於風至與宋家一直有“通家之好”。所以，當年於風至在國外聞知張學良被囚的消息時，曾兩度致電宋美齡請求搭救。然而蔣介石對張學良“劫持領袖”的“大逆不道”行為已經恨之入骨，無論什麼樣的輿論壓力和來自社會各界的壓力都不可能令他屈從而釋放張學良。
到了1942年，也就是張學良被囚禁六年後，宋美齡突然抵美治病，且和於鳳至同住在哈克尼斯醫院。於鳳至多次在與宋美齡頗具懷舊色彩的談話中委婉請求早日恢複張學良自由，但宋美齡每一次都以模棱兩可的言詞搪塞，並一再說：“我們對不起漢卿。”在交談中，宋美齡也仿佛不經意地追問當年蔣介石打給張學良的電報是否在於鳳至身邊。這份一再被提及的電報引起了於鳳至的極度警覺。
原來，在於風至離開湖南之際，張學良曾將一份1931年蔣介石由南京發給北平駐軍的密電（也就是曆史上有名的“銑電”）交付於鳳至秘密帶往美國，那份密電的全文如下：
“北平，張副司令鈞鑒。絕密。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予不抵抗，力避衝突，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
正是這份“密電”才使東三省淪於敵手，張學良也因此蒙受了不白之冤。當時，張學良隻委托於鳳至將此電文密攜美國，於鳳至並不知曉內幕。在宋美齡的多次試探下，於鳳至覺察到了這份“密電”的分量。於是，她秘密委托美國友人詹森，通過內部關係將這份“密電”封藏於美國紐約一家花旗銀行地下室的保險櫃裏。
之後，於鳳至的態度驟然明朗，她向宋美齡先行攤牌：此電文確在她手上，並已暫存美國某銀行中，但在釋放張學良前，她無法交出。
宋美齡無法弄到那份“密電”，在哈克尼斯醫院裏治病告一段落後，便於1943年2月移居華盛頓白宮。
於鳳至成功地運用了“窘境操縱術”，使蔣介石和宋美齡不僅被“密電”牽製，也被一些情感因素左右，雖然於鳳至最終未能將張學良救出，但在當時的形勢下，的確是最妥善地保證了張學良的人身安全。
美國著名心理學家克特·巴克把“窘境操縱術”解釋為“某人操縱潛在於情境之中的窘境，可以導致另一個人按照他所希望的方式行事”。
在這場操縱窘境的“遊戲”中，於風至麵臨兩個選擇：一是將“密電”通過美國媒體公諸於全世界，造成國際影響，迫使蔣介石釋放張學良；二是在愛國人士的陪同下，回國親自用“密電”換取張學良的自由。試想在當時舉國抗戰的形勢下，如果這份“不抵抗”電報在民眾中公布，會把所謂的“抗日領袖”蔣介石推入怎樣的困境和窘境中？而一旦這樣做，後果隻有一個——局麵失控，聲譽掃地、惱羞成怒的蔣介石很可能殺害張學良，那麼最後失利的隻能是於風至自己。
於是，於風至明智地采取了第三種辦法：妥藏電報、明確攤牌。這樣依舊造成一種窘境，而這種窘境存在於蔣介石的內心——“密電”一旦公布，國際社會將怎樣，中國民眾將怎樣，曆史將怎樣評價自己，這種窘境是未知的，但比已積壓的窘境更讓蔣介石憂懼，所以他不敢輕舉妄動，實質上他已經處於於風至的掌握中，正按照於鳳至預期的設想行事。
於風至在運用“政治窘境操縱術”的同時，還利用了“情感窘境操縱術”。她在與宋美齡交往的過程中，一再敘舊，並一再婉轉請求宋美齡施以援手，分寸拿捏得極為到位。一方麵，於鳳至表明了自己的弱者地位，她始終是在求宋美齡；另一方麵，於鳳至在任何時候都以禮為先，始終不去撕破那層“結拜之義”的溫情脈脈的麵紗，這勢必使宋美齡陷人感情的漩渦，產生內疚之感，她掛在嘴邊的“我們對不起漢卿”，就是這種心理失衡的具體表現。
蔣介石逃亡到台灣，他不抵抗政策使東北三省淪陷的真相也慢慢浮出水麵，這個時候，他已經完全不用受於鳳至的要挾了，他可以以任何一個微不足道的理由殺害張學良，永久地除去這塊心病，但是，最終他沒有。政治的操縱隻是一時的利益之爭，它會隨時因利害關係的消失而土崩瓦解，而情感的操縱、心靈的征服是一門更玄妙高深的藝術，它會把人和人的關係帶到另一種境地，變絕境為通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