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黃道十二宮”聚會
她丈夫擔任第二任州長後5個月，這位驕矜冷淡的第一夫人忍無可忍，終於開腔了。“我真生氣，”她第一次當眾發火道，“政治竟是這樣一個肮髒的領域。簡直是卑鄙的行當！我的朋友們告訴過我，政治就是這麼一回事，我過去一直不相信，現在我算是服了……我希望我的丈夫再也不要謀求公職了。”
引起她氣憤的原因是，州長承認了自己——一個百萬富翁——沒有交納1970年的任何州所得稅之後引起的公眾反應。人們嘲笑他的竟選口號“人人都應該納稅；稅就是要刺痛你。”《薩克拉門托蜜蜂報》的一位記者為了證實所得到的一項秘密情報，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問這位州長是否沒有交納1970年的任何州所得稅，裏根承認他沒有交。他拒絕公布他的財產狀況，拒絕列出他持有的證券、股票清單或透露他的收入淨值，這更加劇了公眾的不滿。
州長說，他沒有必要納稅是因為經營虧損。但他拒絕說是些什麼經營虧損，而且還大聲責罵提問的記者。他指責那些記者試圖讓別人以為他似乎做了錯事。他說他們侵犯了他的隱私權。當人們要他澄清他交納聯邦稅的情況時，他厲聲說：“為什麼我必須澄清呢？”於是他們接著要他區分一下他所堅持的他的個人財產隱私權和他簽署的一項法案之間的不同，那項法案規定福利金領取者的納稅申報表必須向州福利部門公開。裏根麵紅耳赤地說，那是兩種不同的情況，不能作比較。
《紐約時報》報道，加利福尼亞州參議院的民主黨領袖說：“如果你不交你應交的稅，那稅就是要刺痛你，這話說起來是非常容易的。”《紐約人》雜誌刊登了一幅漫畫，兩個乞丐坐在公園的長凳上，一個人對另一個人說：“我夢見羅納德·裏根是一個乞丐，而我自己卻不是。我拒絕給他一角錢，而是給了他一腳，以示教訓。”
《洛杉磯時報》發表了一篇文章，談論州長的納稅問題以及他利用一個大牧場主的身份可以鑽哪些空子。裏根在致編輯的一封無禮的信中作出了反應。“順便提一下，”他寫道，“還可以進一步探討這個問題。就拿不交不應交納的稅同接受贓物然後把它賣掉賺錢這兩件事來比較，你認為兩者應該列為同一等級的過失嗎？這樣的類比可能過於簡單化。但依我看，把兩者等量齊觀無異於把《（紐約）時報》與失竊的（五角大樓）文件列為何一個保密級別。”
原貝弗利山商店經理卡洛·塞羅尼回憶說：“（那條新聞）在報上公布的那天，南希經羅迪奧路來到古希，她非常惱火並且哭了。”
南希指示她的工作人員，在薩克拉門托安排她在一次電視談話節目中露麵，以便訴說她的委屈。她的新聞助理有禮貌地向她建議，這次電視講話不應是又一次抱怨裏根夫婦必須為自己的住房付房租的時機。南希同意將自己的談話限於納稅問題上。
“我們確實納了稅，”她在電視中堅持說，“我們交了一份聯邦稅。我們付了1．4萬美元財產稅。自從我們到薩克拉門托以來，我們付了9．1萬多美元的州所得稅。這是一大筆錢。我們從未逃過稅。我們從未鑽過什麼空子。”
她告訴采訪的記者：1966年羅納德·裏根競選州長的決定是他們“相互協議”的；她丈夫將來關於擔任任何職務的決定也得根據“相互協議”；而現在她不準備同意他再謀求擔任公職。“我想我是不會同意的，”。她說，“這確實需要我花很長的一段時間才能恢複心理平衡。”事過7年，她對《薩克拉門托蜜蜂報》揭露這件事的記者仍耿耿於懷。“那個女孩子弄到了我們的納稅檔案，這是非法行為，”1977年她對《蜜蜂報》的南·尼科爾斯說，“她假如弄到你們的納稅檔案，對她來說也該是非法行為了。不過當然，新聞界不會去報道這個消息。”
州長和他的夫人似乎不了解一位由公眾選出的官員在道德上的責任：應公開地向公眾負責，特別是在財政問題上更應如此。裏根州長輕蔑地拒絕了勸他在任職期間把他的財產交給一位托管人以避嫌的建議。這個建議是為了避免別人懷疑他的公職活動受到他的私人財務利益的影響。由於他妻子的堅持，他頑強地拒絕公布他的納稅申報表或發表一個公開的財務聲明。甚至在民意測驗中全州72％的人都同意記者有權向他提問此事之後，他仍不回答他們的問題。
《薩克拉門托蜜蜂報》調查了州長的財政情況，並斷言他付的稅極少。他在職頭四年的年薪為5萬多美元，而他平均每年隻付稅1000元。裏根宣稱，報紙的報道又一次侵犯了他的隱私權並再次拒絕加以評論。
他的聲望直線下落，除了那些最熱情的保守分子外，別人全都離開了他。他的鐵杆支持者減少到隻占選民的25％。“他確實在滑坡，”民意測驗人默文·菲爾德在一篇題為《羅納德·裏根在逐漸褪色》的報道中向《新聞周刊》這樣描述。“對他來講，恢複聲望是非常困難的。”菲爾德說。
該雜誌報道，州長由於形象日益惡化而心緒不寧，為了回避公眾，每天下班後匆忙趕回家與妻子和兒子共度寧靜的夜晚，周末則與電影界的老朋友們如約翰·韋恩和鮑勃·霍普外出旅遊。
南希則繼續進攻。她寫信給《新聞周刊》編輯，這封信經過她的工作人員修改了多次：“你們報時的鍾和我的鍾肯定走得不一樣，”她寫道，“按照我的鍾，我丈夫一般約在7點或7點半回到家中。如果《新聞周刊》說是5點鍾，那就必然是5點鍾，我要立即撥正我的鍾。
“還有，根據我的每日記事，在過去6年中我們與鮑勃·霍普和約翰·韋恩大約見過六次麵，還沒分別和他們度過一次周末，雖然我們的確認為他們是好朋友。
“我可以看到竟有那麼多美好的事等著我——與杜克和羅伯特共度輕鬆愉快的長周末和一個為我而匆忙及早趕回家的丈夫。我想我應該感謝你們描繪出我從來不知道我已經有過的生活。”
南希對於可能威脅她丈夫政治地位從而危及他們生活方式的任何事情都進行反擊。在州政府呆了四年之後，她和州長已對隨權力而來的待遇過上了癮。州長欣賞為他安排的安全保衛工作。他外出時尾隨著健壯的隨身警衛，人數之多達到他能使政府肯付錢的最高限額。她，像英國女王一樣，指定一名助手為她拿錢包。旅行時，為了滿足他們自己和隨行人員的需要，裏根夫婦租用一架每小時租金為525美元的噴氣式飛機。他在加州以外的地方演講每次收費2．5萬美元，外加第一流的招待；而她在所有的旅行中都要帶著她的理發師。盡管他們的女兒帕蒂不願意，他們仍堅持要她在洛杉磯舉行首場演出，因為他們要讓珍視這種禮儀的社會階層接納他們。
他們訂購了一件精心製作的盾形族徽，意在追溯裏根那來自愛爾蘭貴族的血統，但被告知那是一個贗品。苦惱之餘，他們與瑞士的家譜紋章國際學院的阿道夫·卡洛夫斯基上尉進行了接觸。他婉轉地解釋說，他們的盾形族徽屬於另外一個與他們無關的愛爾蘭家族。他提出設計一種新的裏根家族紋飾配在現代的盾形族徽上，而且使它根據瑞士法律看起來像是巳合法地沿襲了幾個世紀之久。裏根夫婦急切地向他提供了一盒錄音談話，描述他們的家庭，興趣和愛好，讓卡洛夫斯基據此得到啟示，以製造一種紋飾：上麵有一隻熊，加利福尼亞州的州印和州旗，一匹馬和一副演員的假麵具。下麵刻的格言是：“要行動，不要空談。”
他們要求白宮派他們作為官方的使者出國，花納稅人的錢去看看外麵的世界。理查德·尼克鬆的總統宮方文件說明，他的工作人員一開始就反對派這位加利福尼亞州的州長作特使，“因為他在外交事務上沒有經驗，因此不是承擔此項任務的合適人選。”為此，尼克鬆設法使這次旅行成為一次主要是禮儀性的出訪。1971年裏根夫婦代表總統出訪了遠東11972年他們在歐洲度過三周，訪問了哥本哈根、布魯塞爾、巴黎、馬德裏、羅馬、倫敦和都柏林；1973年他們旅行到澳大利亞、新西蘭和新加坡。每次他們都要求持外交護照，乘坐白宮飛機，用秘密警察保衛以及攜帶致各國首腦的總統介紹信。
“裏根總是要求作這類旅行，”總統國內事務助理約翰·D·埃利希曼回憶說，“而尼克鬆也沒少讓他去，這是總統安撫黨內右翼的做法。”
理查德·尼克鬆認定，要使他的朋友同他保持密切關係，而且要使他的敵人對他更密切。自從羅納德·裏根試圖獲得1968年共和黨的提名遭到失敗後，他一直被認為是入主白宮的保守派競爭者，因此他被列入敵人的行列。尼克鬆花費很多時間討好他，邀請他去坐落在聖克利門蒂的西部白宮和參加在華盛頓舉行的國宴。1971年裏根夫婦還被邀請參加特裏西婭·尼克鬆在白宮舉行的婚禮，而裏根的兒子邁克爾於同日在夏威夷舉行婚禮。兩個婚禮裏根夫婦均未參加。
為了1972年再度當選，總統很需要這位有魅力的州長站在他這一邊，以便贏得加利福尼亞州的支持。選舉後，尼克鬆邀請裏根夫婦參加他的第二次就職典禮。而且這位當選總統為了感謝裏根在競選中的支持，安排他們下榻在麥迪遜飯店的一個漂亮的套間，並擺放了一大束玫瑰花迎接他們的到來。
“在參加就職典禮期間，我和南希·雷諾茲在麥迪遜飯店同住一間房，”一位朋友說，“每天晚上我們都到裏根夫婦的套間與南希·裏根閑談，她總是穿著那件鬆軟的晨衣。當裏根夫婦抵達華盛頓時，我們已在那裏了。南希·裏根進入套間，查看了尼克鬆送的玫瑰花，然後告訴州長，花束中有幾朵花已凋謝了。他說，‘你還想要什麼？’”
送花的意圖更多地是為了南希·裏根，而不是她的丈夫，因為尼克鬆早在許多人之前就已看出，她是這對夫婦中掌權的一方。幾年後他對一位助手說：“南希·裏根駕馭著羅納德·裏根，她是一位非同尋常的女強人，如果你惹她生了氣，你就再也別想把那個家夥拉進你的營壘……你簡直得罪不起南希·裏根，因為她是那個家夥的首席顧問。我要告訴你，南希·裏根是一條母狗，是一個強行索取的人，但是他聽她的。”
南希已經成為而且承擔起作為加利福尼亞州的第一夫人的角色。1972年她同意為《薩克拉門托聯合報》每周專欄寫稿，這為她發表政治見解提供了一個論壇。她利用800字的專欄，以問答形式為丈夫辯護，駁斥對他“缺乏感情和沒有同情心”的批評。她說他“每天都在從事熱情的和顯示同情心的工作，隻是公眾並不知道罷了”。她大聲疾呼反對X級電影，說即使這種影片是得了獎的，她也決不去看。她痛斥未婚男女住在一起和生兒育女，將其斥之為道德敗壞。她譴責使吸大麻合法化的企圖，預言這會導致含有大麻的香煙出現在自動售貨機內，而且廣告牌上會大肆吹噓“某某牌的煙可使你騰雲駕霧”。她勸告年滿17歲的青年推遲結婚，並且說應該教育18歲的青年熱愛自由並為之而戰鬥。
“我認為家庭單位是我們國家的力量和支柱，而且我認為它的每況愈下是非常令人擔憂的。”她寫道。
當她發表這些宣言時，帕蒂開始上西北大學念書並牽涉進了一場使學校警察也被卷入的鬥毆事件中。“那的確是當時的一場醜聞，而南希和裏根卻使自己完全置身於事外。”萊斯·溫羅特說。“那隻不過是另一起栽在祖父母身上的應由父母親自負責的事件，因為我認為，當時南希完全忙於那樁見鬼的關於羅尼納稅的問題，而顧不上管教自己的孩子。我記得伊迪絲從亞利桑那打來電話，指示我不要讓新聞界報道這件事，但已為時太晚。帕蒂已和一位黑人男子罵開了……後來這場對抗鬧得很不像樣子。《芝加哥論壇報》和所有埃文斯頓市的報紙都刊登了這條消息。我告訴伊迪絲，事情太大了沒法壓下去。於是畢業於西北大學並且在那裏的醫院當過醫生的洛耶從菲尼克斯乘飛機去該校處理此事。”
1971年2月19日晚，帕蒂坐在西北大學艾利森樓的傳達室和一個朋友談話。這時一個男人拿著一個盒子走過來，盒子裏裝著幾條婦女套在長褲外麵的冬季穿的短褲，是給宿舍裏兩個女人送去的，她們在他的店裏當過模特兒。帕蒂問他盒子裏是什麼東西。
“我說那是些給姑娘們看的東西，”拉裏·亞曆山大說。他是埃文斯頓市的譚一伊爾一海德婦女時裝用品商店的業主，並且是當地一位市議員的兄弟。“然後我問她叫什麼名字。”
“斯諾·懷特，”帕蒂告訴那個黑人。
他問她是否想拿一條褲子穿穿試試，他們就吵了起來。帕蒂聲稱他“使用了侮辱性的無禮語言”，並叫來保衛人員，後者讓亞曆山大走開，但他拒絕離去，因此帕蒂叫來埃文斯頓的地方警察，他們指控他犯有非法侵害罪。他交了1000美元保證金後，法庭就讓他取保候審。第二天芝加哥的最大報紙《論壇報》把這場爭吵刊登在頭版，標題是：“裏根的女兒卷入冬季短褲爭吵。”
洛耶·戴維斯很快到達現場，並在兩天之內把帕蒂和亞曆山大兩人弄到一起來斥責報界對他們的報道。“把這件事說得完全走了樣，”帕蒂說。“報界的報道把我說成似乎是小題大做，而（拉裏）是無禮謾罵——這都不符合事實。”關於冬季短褲，她的母親對一篇論述時裝的文章表示了厭惡，她說，“我認為它適合在春季或夏季穿，而不適於冬季。”亞曆山大微笑著說，“我認為她穿上它，什麼時候都合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