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在她做了類似訓斥之後，米爾斯學院的學生會主席站起來反駁。她說，她認為讓年輕人在電影中看到性，讀到明確講述性的書籍，總比鑽到牲口棚中學習生活要好。裏根夫人冷冷一笑，說：“我不能讚同你。”她沒有提高聲音，但表達了她的憤慨。這個題目很快就結束了。
在公開場合，南希設法使自己不動肝火。“使我保持冷靜會對羅尼有很大幫助，不是嗎？”她問道。她接著說，“我想做的最主要的事是幫助我丈夫。”
她駁斥要求男女平等的女權主義者，說她們是不知天高地厚的“愚蠢的婦女解放宣傳者”。“她們是很可笑的，”她說，“我確實認為，一個婦女的真正幸福是在家裏和丈夫、孩子在一起。這並不是說，她們不應有自己的利益，但是她們應在婚姻生活的框架中，而不是在與婚姻生活相悖的過程中尋找自己的幸福。而婦女解放宣傳者們正是在這方麵製造麻煩。上帝使男女有別，所以各有不同的需求……我認為，一個婦女越像個女人，得到的就會越多。”
《神秘的女性》的作者貝蒂·弗裏丹聽後不以為然。她說：“南希就像蔣介石的夫人，按照傳統方式通過男人找幸福。當年，我和南希在史密斯學院是同學。我記得她當時是學院中僅有的幾個看重事業的女學生之一。但是，當她結婚後，她就決心通過她丈夫來謀求權力。她背叛自己性別的方式是很可恥的。”
幾年後，南希·裏根拒不支持男女平權修正案。對此，貝蒂·福特說：“我想，南希遇見裏根後，就其個人生活而言，一切都到頭了。就在此刻她自己也就不存在了。”稍後，這位前第一夫人解釋說：“我的意思是，我不能理解為什麼（像南希這樣的）曾經有過職業的婦女會對勞動婦女如此冷漠。我不能理解她怎麼會反對這項法案。”
作為一個熱戀的妻子和一個同心同德的伴侶，南希對男人，尤其對她丈夫及其周圍的男人，似乎並不構成什麼威脅。他們大多從未完全把她放在眼裏。她身材嬌小，顯得弱不禁風，因此能得到男人們的保護。她則借助這種保護更有效地實現自己的目的。她甚至不時地打情罵俏，並且說，她不能理解像格洛裏亞·斯坦南姆這樣漂亮的女權主義者為什麼非得采取對抗態度不可。
“我偶爾聽到格洛裏亞在薩克拉門托的電視采訪中的談話。電視台的人介紹她時說，她很有吸引力。事實上也是這樣的。”南希說，“但是格洛裏亞不喜歡這種介紹。那樣介紹有什麼不對？難道要搞得像這些女人一樣恨男人怎麼的……我搞不明白。我喜歡同作為一個女人有關的一切事情。我喜歡受到照顧。我喜歡強有力的男人。我希望有人給我帶路。我喜歡那種受到保護的感覺。”
雖然她有女性的麵紗，但是她並不隱瞞她對眼前問題的堅定觀點。她像丈夫一樣投身政治，不停地說著官場行話。譬如她斥責尼克鬆政府在“F．A．P”計劃上的立場。所謂F．A．P即倒黴的聯邦“家庭資助計劃”。“總統最後不再試著采用我丈夫提出的福利改革方案，”她說著便開始指責領福利金的人們，“總得有人來解決一下福利問題，因為這個問題正在毀掉我們。這種製度已經陷入泥潭，因為它機構臃腫，人浮於事。”
她是在一次去紐約的旅程中說上述這番話的。在紐約時，她和州長住在沃爾多夫大廈的一個套房裏。她在報上看到有一個靠福利救濟生活的家庭就住在同一個旅館裏。“我大吃一驚，我想紐約人也會大吃一驚。應該把這些人安置在另外的什麼地方。”
這位第一夫人如此傲慢，因此成為嘲笑的對象。一位喜劇演員有一句總能引得哄堂大笑的台詞：“有人問南希·裏根是否懂得窮人。她回答說：‘隻要他們說話慢吞吞。’”
加州有一個在弗雷斯諾縣福利處工作的愛開玩笑的人給州長夫人寄去一封信，通知她，因她不夠領取公共救濟的資格，因此她的名字被從該縣食物券計劃中勾銷。南希與她丈夫不同，她從未養成幽默感，不能對這種事情一笑了之。
她堅決相信死刑的作用。她自稱1972年美國最高法院關於廢除死刑的決定使她“義憤填膺”。“我現在覺得很不安全，”當加州扶輪社在洛迪舉行婦女節午餐會時，她說，“死刑是對犯罪的一種威懾。我相信，加州的大多數人都和我們一樣感到不安。我不認為，他們（法官們）在法律上有權這樣做。他們改變了憲法。但是，除了議會和人民外，誰也無權這樣做。”
南希在幾個星期中都在打電話聚集支持者，征集簽名，並散發請願書，要求把死刑作為下一次大選的表決內容。1976年，最高法院宣布維持死刑的合法性。在此之前，南希和她丈夫一樣，一直公開支持保留死刑。
她還同司法部長伊維爾·楊格一道，發起要求對犯了某些罪行的犯人判處監禁的運動。“今天每一個人，尤其是婦女，都很關心犯罪和暴力問題，”她在一個記者招待會上說，“我們都需要保護，以使我們兔受危險的罪犯的侵害。而這項倡議就提出了保護措施。”
當時，裏根夫婦支持美國卷入越南戰爭，他們代表的是一個保守的少數派。他們曾在洛杉磯的貝弗利·威爾希爾飯店為南越總統阮文紹夫婦舉行私人晚宴和招待會。為此，裏根夫婦受到大批反戰的留著長發的示威者的譴責。示威者中有簡·方達和她丈夫湯姆·海登。他們站在飯店外麵抗議這次晚宴。最先抵達的客人之一恰·恰·加博爾對記者說：“告訴簡·方達，她是個傻瓜。”裏根夫人以微笑表示讚同。
裏根當過陸軍上尉的軍事經曆沒有超出好萊塢的邊界——他隻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好萊塢拍過紀錄片。這位好戰的州長鼓吹對北越實行全麵轟炸。他不止一次地說：“我們能炸平這整個國家，在上麵劃出停車道，然後在聖誕節前回家。”因此，不論他走到哪裏，尤其是到大學校園，總有反戰的示威者纏著他。他要求用紀律來約束參加示威的學生和教師。他反擊舉著“要談情說愛，不要打仗”的標語牌的嬉皮士，說：“問題在於，他們看上去是哪樣都做不成的。”在克萊爾門特學院，有一位留長發的學生舉手要求提問。裏根指著他說：“請這位年輕女士提吧。”當時在座的1800名學生驚呆了。當裏根表示抱歉，說燈光太暗了，因此沒看出提問者是個男性時，全場哄堂大笑。他後來講：“這個家夥頭發剪得像人猿泰山，走路像簡·方達，發出的氣味像獵豹。”由於被抗議者所糾纏，有時他也失去幽默感。當他離開伯克利大學的校董會會議時，他對好鬥的學生伸出中指表示憤怒。他伸指頭的照片被刊登在加州紐霍爾的報紙《信號》第一版上。
裏根很欣賞自己與學生的對抗。在他競選總統時，他曾對一名特工人員回憶他對付抗議者的技巧。
“他和我常常在加州他的住所收集木柴。幹活時，他常給我講他當州長時顯示男子氣概的故事，”前特工人員馬蒂·維克爾說，“他講當那些嬉皮士在學校大樓裏鬧翻天時，他是如何對付那些臭東西的。”
“在越戰期間，當我聽到父母說‘就是去轟炸那個國家’時，我真的開始不安了，”許多年後帕蒂·戴維斯說，“我當時正上中學，但是我知道人們在為甚至全國多數人都沒有信心的事情而付出生命。這種情況確實使我很驚訝。”
南希不能容忍與她不同的見解，尤其是在自己家裏，因此帕蒂從未積極地抗議越南戰爭，而且學會了不去表達自己的疑問。她說：“當我提出疑問時，我總會倒黴。因此我決心保持沉默。”幾年後，在她的偶像簡·方達的影響下，她知道應該大膽地說話了。這激怒了她的母親，因為她討厭簡·方達所代表的一切。南希把美國的和平運動視為第五縱隊，認為反戰示威者是破壞分子。她說：“他們在幫助敵人，而不是幫助我們。”
1970年10月15日暫停正常活動日，這一天在首都華盛頓舉行了聲勢最浩大的反戰示威。州長夫人到舊金山萊特曼陸軍醫院探望在越南負傷的士兵。她通知電視記者陪她前往。
“這是一次有象征意義的探視，”她說，“我想讓這裏的孩子們知道加州有許多人感謝他們。”
三年後，裏根夫婦邀請回國的戰俘出席為他們舉辦的全美炸雞和蘋果餅自助宴會。“加州的戰俘比其他州都多。因此我丈夫和我決定在薩克拉門托為加州北部的戰俘舉辦兩次晚宴，在我們位於洛杉磯的家為加州南部的戰俘再舉辦兩次晚宴。”她說，“這是極其激動人心的經曆。僅僅是站在他們之中，你就會為作為一個美國人而自豪。他們講述了他們被監禁的經曆，十分感人。”
在1970年的再次競選活動中，南希大講墮胎問題，解釋她丈夫1967年簽署的有關法律的宗旨。她說，根據加州這項法律，隻有當生孩子對母親的身心健康有嚴重損害的這種擔心“既真實又合法”時，才允許實行墮胎。她譴責有些醫生以精神健康為借口，給任何提出要求的人做人工流產。
“我認為這是（對這項法律的）濫用……這不是我丈夫的本意，”她說，“我認為不能任意墮胎。我認為，不能因一個婦女提出要求就給她墮胎……我認為，如果你墮了一次胎，你就是進行了一次謀殺。”
雖然南希在其丈夫的整個政治生涯中始終公開堅持這種立場，以避免與支持丈夫的堅持生存權的保守選民相抵觸，但是當她自己的女兒需要墮胎時，她私下裏財另行一套了。帕蒂固與南希根本不喜歡的一個男人未婚而先孕，使南希心煩意亂，她跑到朋友們那裏去尋求安慰，並向她的高級助手們傾訴煩惱。“據說帕蒂巳墮過幾次胎了，”裏根夫人的一個秘書說，“這是海倫·馮達姆和邁克·迪弗告訴我的，他們知道這幾次的情況。”
“我母親對我講了帕蒂幾次墮胎的事，”一個南希的密友的女兒說，“有一次南希不得不急忙把她送到利昂·‘雷德’·克羅恩醫生那裏做了拙劣的手術。南希後來說，她以為由於這次手術，她的女兒可能永遠不能再生育了。”
帕蒂從未公開承認她母親對別人講的那幾次墮胎，但是她讚成婦女有墮胎的權利。她在自傳體小說《家庭戰線》中，用了五頁篇幅生動地描述了一次非法墮胎。小說中的墮胎發生在1968年，而這一年帕蒂16歲。她對《女士》雜誌說：“我認識兩個墮過胎的姑娘。有一個穿越邊境，到墨西哥一個位於曠野的古怪診所。她怕得要死。手術做得很糟糕，後來她不得不讓人摘除了卵巢。另一個姑娘在做了手術後，留下很大的疤痕，從此不能再生育了。人們應該記住非法墮胎的悲慘情況。”
由於州長及其夫人大談他們所關心的社會問題——性、毒品、墮胎和越南戰爭，民意測驗顯示裏根正在失去大幅度領先的勢頭。到1970年10月中旬，由於越來越多的藍領民主黨人開始歸隊，傑西·昂魯幾乎要追上來了。在選舉那天，南希急得神不守舍。
她非常迷信，因此她堅持要她丈夫像1966年第一次當選州長那樣在這一天與霍姆斯·塔特爾打高爾夫球。她按照1966年的做法來安排一切：與厄爾和馬裏恩·喬根森夫婦共進晚餐，請喬根森夫人邀請同一批客人、雇用同一個幫手，奉上同樣的食物——咖喱雞。南希需要讓她的一切“吉兆”都恰到好處，此外還需要占星術士們的一再擔保。但是，她仍然焦慮不安地等待選舉結果。
在上甜食時，她得到丈夫獲勝的消息。裏根以3439664票再次當選州長。他的選票為總票數的52．9％。傑西·昂魯獲2933607票。民主黨花費了120．7萬美元，平均每張選票為42美分。州長花了355萬美元，平均每張選票為98美分，比民主黨的選票貴一倍。
裏根找來給他募集資金最多的西納特拉，請他負責自己的就職慶祝活動。西納特拉曾經於1962年為帕特·布朗州長操辦過此事。那年，西納特拉和他的“老鼠園”樂隊在薩克拉門托的舞台上跺腳跳舞，讓欣喜若狂的民主黨人知道他們是多麼幸運。他當時說：“想一想吧，如果迪克·尼克鬆贏了，你們就得坐在這兒聽羅伊·羅傑斯和羅納德·裏根講話了。”
西納特拉現在稱呼裏根為“我的州長”。這條政治變色龍又要為這一個州長唱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