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王朝征收的雜稅在初期和中後期往往變化很大。王朝初期，官吏人數不多，也比較廉潔，農民的雜稅負擔一般並不很重。但是，隨著皇室日益腐化，揮霍無度，官僚機構日益膨脹，國家開支大量增加，為了維持龐大的開支，封建國家就會大肆向農民加派苛捐雜稅。如安史之亂時期的唐王朝，苛捐雜稅名目繁多，當時每戶所承擔的稅負是貞觀時期的7倍。再如清朝，1908年的雜稅收入比鼎盛時期的1775年增長了十幾倍。其他王朝也大抵如此，越到後期，雜稅越多越重。封建王朝以苛捐雜稅吸幹了農民的血汗，同時也為自己準備了掘墓人。
總括地說，腐敗的官僚政治、土地兼並和沉重的苛捐雜稅及徭役三種因素交互作用，加劇了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矛盾、老百性和朝廷的矛盾，引發了中國曆史上數百次農民起義，其中有20多次大起義直接或間接導致了封建王朝的覆滅。
“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壓迫愈烈，反抗就愈烈。”農民的反抗雖然是被迫的，付出的代價卻是驚人的。每次社會大動蕩之後，都會造成人口的大量減少和社會經濟、文化的大浩劫。如經過東漢末年社會大動亂之後，魏、蜀、吳三國的人口之和還不及原來的1/7；經過隋末大動亂之後，唐初的人口僅為原來的1/3；經過明末的大動亂，清初的人口也隻及原來的1/3多一點。中華民族在西漢時就曾達到6000萬人口，經過1600餘年時間，到清初時反而隻有1900萬。這真是中華民族的悲哀！
周期性大動亂對經濟的破壞也相當嚴重。越是繁華富庶的地區，破壞得越厲害，因為這些地區集中了貪官汙吏、豪門大戶、富商巨賈，農民大起義會首先掃蕩這些地區，這也是中國經濟中心為什麼會由西向東，然後由北向南轉移的基本原因。大動亂對繁華地區的重點殺傷，還表現在對城市的摧毀上。如東漢末年大動亂中，繁華的都城洛陽被軍閥董卓焚毀；唐末和五代動亂，基本上毀掉了原有200萬人口的超級都市長安；開封在11世紀末已有人口百萬，但經過大動亂，公元1330年，開封人口隻有9萬了；揚州在唐代是“雄富冠天下”的商貿城市，但到明初時僅餘18家居民。
至於大動亂對文化的破壞，更可想而知。許多文物古跡和圖書典籍毀於戰火，許多科學技術失傳。舉個簡單例子，我國早在三國時期就發明了指南車，但後來又“發明”了十餘次，有的居然沒有“發明”成功。有數以千計的古代書籍，我們現在隻能從文獻中讀到它們的名稱，而其內容早已化為煙灰。
雖然大動亂多由農民起義造成，但不能把大破壞的帳算到農民的頭上，而要算到封建剝削製度的頭上。農民的基本社會理想是“均貧富，等貴賤”，但是，他們所生存的現實世界是極不公平的：封建王朝橫征暴斂，貪官汙吏欺詐勒索，地主階級殘酷剝削。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差距逼得農民一次次揭杆而起。要消除大動亂的根源，要避免周期性的社會大破壞，就必須埋葬封建剝削製度。由於農民階級本身的局限性，他們找不到一種更先進的社會製度來取代封建剝削製度，使得一次次農民起義僅僅充當了“改朝換代的工具”。隻有當無產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誕生之後，在它的領導下，中國農民戰爭才具有革命的性質和偉大的曆史意義。因為這一次革命戰爭不僅埋葬了封建剝削製度，而且建立了新型的社會製度——社會主義製度。
在社會主義社會，農民成為國家的公民，享有公民的一切權利和義務，他們的土地使用權受到法律保障，他們的人身自由受到法律保障，他們可以用勤勞的雙手創造美好的生活。因而，他們不必“忍耐”，更不會“造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