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恨還不至於造反，逼民造反的決定性因素，是農民賴以安身立命的土地被掠奪了，生活不下去了。如果隻有小部分農民失去土地，也不至於造反，這小部分失去了土地的農民會很快淪為佃農，不至於餓死。隻有當社會上絕大多數自耕農失去土地時，他們才會形成強大的階級力量，揭杆而起。迫使大多數自耕農失去土地的，是官僚地主和豪強地主的大規模兼並土地。
土地兼並有一個自發過程。在中國封建經濟結構中，土地是可以買賣的，貧者出賣土地，富者購入土地，使土地逐漸集中，但這一由商品經濟自身規律引發的土地兼並趨勢是比較緩慢的。在一個王朝新建時，國家把大量無主荒地分給農民，分配原則是按農戶勞動力多少分配。這種名義上的均田，最初確實起到了抑製兼並的客觀效果，維持了大量自耕農的存在。而且，封建國家為了社會穩定和保持賦稅來源，有意識地控製因土地買賣而造成的兼並，常下令取締土地買賣。如唐高宗時就明令“禁買賣世業口分田”。唐代還規定，占田超過其身份等級應占之數，要按刑律論處。禁絕買賣是不可能的，隻能起到限製作用。在王朝初期，官僚較廉潔，法令尚能貫徹，還能抑製土地兼並勢頭。每到王朝中後期政治腐敗、綱紀廢弛時，土地兼並問題便突然爆發了。曆史上，一個王朝到達鼎盛時期，往往就是土地兼並爆發的前夜。太平盛世的繁榮同時意味著大大小小的封建剝削者侵吞更多的財富，尤其是有政治勢力的那一部分剝削者，不僅憑借經濟力量兼並土地，而且依仗權勢強占土地，這部分人就是官僚地主和惡霸地主。官僚地主是指在朝臣當官的士大夫地主，惡霸地主是官僚的走狗，其政治身份是吏或地頭蛇的那一部分地主。正如史書記載：“富者有資可以買田，貴者有力可以占田。”以明代為例，曾任內閣首輔的徐階，罷官回鄉，在蘇鬆地區占奪土地24萬畝；貴戚汪泉一人占有土地達200萬畝；權貴黃泰以奏討方式兼並侵占了相當於400平方公裏的土地。再如宋代，根據《宋史》卷173《食貨誌》可算出，官僚地主和惡霸地主占有全國耕地的70％以上。清代的土地兼並也十分嚴重，如浙江一黃姓地主“腴產數千頃”，河北懷柔的郝氏占“膏田萬頃”，江南大地主李家和山西大地主亢家占田百萬畝，並稱當時兩大富豪。土地兼並的情況各朝代程度不同，越到後來越嚴重。大體上，在王朝初期，自耕農、半自耕農能占農民構成中的50％～70％，到末期僅占不到10％～20％，大部分人淪為佃農，也有一部分淪為流民，如漢武帝統治時有流民200萬；明代嘉靖年間有流民600萬，占當時人口的10％。
自耕農一旦淪為佃農，就要受到地主的殘酷剝削。地主對佃農的地租剝削一般是“什稅五”，即五五分成，佃農要把收成的一半交給地主，如果租用地主的牛及耕具，則須再加一成，四六分成。當土地兼並日益嚴重、自耕農破產、佃農人數急劇增加時，地主往往還會借機抬高地租標準。地主階級的殘酷剝削，把農民推到了饑餓死亡線上，逼到造反的邊緣，這時，隻需有人點燃“星星之火”，就有可能頓成“燎原之勢”。
農民不僅受地主的剝削，還受封建國家的剝削。封建國家對農民的剝削主要有三項：田賦、雜稅、徭役。一般來說，田賦比較穩定，也不是很重，有時甚至相當輕，如西漢田賦隻“三十稅一”。雜稅和徭役則伸縮性很強，在王朝實行“輕徭薄賦”，與民休息政策時，就不太重；反之，在王朝好大喜功而又府庫空虛時，或者因為政治腐敗，就會對農民橫征暴斂，弄得民不聊生。曆史上因徭役太重而逼民造反的，秦、隋兩王朝是顯例。秦始皇“內興功作，外攘夷狄”，造阿房宮，修驪山墓，築萬裏長城，動用勞力200餘萬人，外加蒙恬率30萬人擊胡，守五嶺的50萬人，這樣全國大約有300萬人被國家征用，占全國人口2000萬的15％左右。農民不堪奴役，終於在陳勝、吳廣“振臂一呼”之下而“應者雲集”了。隋煬帝登極之初，修建洛邑，“每月役丁二百萬人”，他在位13年，修運河，築長城，三次出兵高麗，動用勞力達1700萬之多，占總人口的1/3，造成舉國就役，“丁男不供，始以婦人從役”的可怕局麵，弄得“天下死於役而家傷於財”，“耕夫失時，田疇多荒”，國民經濟完全陷於癱瘓，終於爆發了大規模的農民起義，隋王朝在烽煙四起的形勢下迅速崩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