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忍耐”與“造反”
林語堂在《吾國與吾民》中說：“中國人之忍耐，蓋世無雙。”“中國人民曾忍受暴君、虐政、無政府種種慘痛，遠過於西方人所能忍受者，且頗有視此等痛苦為自然法則之意，即中國人所謂天意也。四川省一部分，賦稅預征已達30年之久，人民除了暗中詛罵，未見有任何有力之反抗。”“吾們的順從暴君之苛斂橫征，有如小魚之遊入大魚之口，或許吾們的忍苦量假使小一些，吾們的災苦倒會少一些，也未可知。”
林語堂的話隻說對了一半，他隻看到中國人能忍耐的一麵，沒有看到中國人也有反抗的一麵。中國有句俗話“民不饑不反”，中國人隻要有一口飯吃，能勉強生活下去，就不會造反。但任何忍耐都是有限度的，當剝削和壓迫殘酷到人民生活不下去的時候，人民就會起來造反。最能反映中國人造反精神的，是中國曆史上曾發生過300多次農民起義，幾乎每隔二三百年要發生一次全國性的農民大起義，這些大起義都發揮了摧垮舊王朝、使新王朝得以重建的巨大曆史作用，這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西歐自公元5世紀進入封建社會以後，到8世紀才有農民起義的記載，其規模很小，影響不大，即使14世紀英國著名的瓦特·泰特起義，16世紀德國農民戰爭，前者不過三四萬人，後者也不過十幾萬人，與中國農民起義隊伍動輒數十萬上百萬的規模不能相提並論。
為什麼以“忍耐”著稱的中華民族，複以“造反”多著稱？分析中國農民造反的原因，使我們明白，所謂民族性，並不是抽象的，也不是天賦的，實在是社會環境和社會製度的產物。中國農民之所以表現得很能忍耐，是因為中國封建社會製度對人身控製得很嚴；中國農民之所以造反多且規模大，是因為封建國家和統治階級對農民壓迫太烈，剝削太重。
在中國封建社會，農民受到國家政權和族權的雙重控製。封建國家依靠強大的官僚網，製定嚴格的戶籍、土地調查製度，作為其穩定社會和對農民實行強力控製的手段。早在秦漢時代，就建立了相當完備的戶籍、地籍調查製度，此後被曆代王朝所繼承和推行。這一製度保證了封建統一大國必須掌握的重要的信息，能定期地彙集到朝廷，朝廷根據實際情況及時製定相應的政策，調節不利牙統治的因素。這樣，從中央到地方（州、縣），從基層行政管理機構（如鄉、亭、裏、什、伍）到家庭，甚至每個勞動力，都置於官僚機構的嚴密控製之下。國家有時候對每個人的情況掌握得非常細致，如隋代的“貌閱”和唐代的“團貌”，規定了地方官吏不僅要每年掌握人口、土地的數量，而且必須檢閱人丁的形貌，防止低報年齡及偽報老病的情況發生。唐律中規定了農村基層管理者“裏正”每年從十月一日起，就要調查本地土地農戶情況，校勘造簿，失職者要依律處置。農民不能自由遷居，不允許課戶逃亡。
在中國封建社會，農民還受到宗法家族、家庭的控製。由子孝、婦從、父慈倫理觀念所建立的家庭關係，與由民順、臣忠、君仁道德觀念所建立的國家社會關係是一對同構體，封建國家可以利用宗法家庭這一同構體，大大加強對個人的管理、控製能力。在“家政統於家長”的中國封建宗法製度下，不忠不孝是十惡之首，家長對於女不僅有主婚權，甚至有處死不肖子孫的權利。而家庭又在家族的控製之下。宗法家族包括家譜、祠堂、族田三種要素。家譜製是家族意識形態共同體，通過定期修家譜（一般是30年一修，至多60年），強化家族成員的宗法觀念；祠堂是執行族規族法的政治共同體，旅長可以對家族成員中違犯族規的人進行各種處罰甚至處死；族田是舉辦家族公共事宜、救濟事業的經濟共同體，從經濟上把家族成員係在一起。一個宗法製家族，儼然是一個小社會。封建國家依靠這些無數的小社會，有效地強化了對農民的控製。
在封建政權和宗法族權的控製下，農民的自由度是很小的，個人的力量是微弱的，除了做秩序的順民外，別無選擇。事實上，隻要秩序本身不發生問題，隻要能夠生存下去，農民是寧願作順民的，是表現得很“忍耐”的。
但是，封建製度固有的矛盾使封建秩序周期性地發生問題，破壞秩序的基本因素是政治腐敗、土地集中和繁重的徭役與雜稅，三者綜合作用的結果是把農民逼到死亡線上，進而逼到造反的戰場。
先說政治腐敗。政治腐敗往往是從官僚機構的無限膨脹開始的。一般說來，一個新王朝建立之初，官僚隊伍較小，而且較廉潔，機構效率也較高。但隨著時間的流逝，機構和官員越增越多，冗官濫吏就像機器中的廢物那樣，越積越厚，最後，造成官僚機器生鏽、腐壞。曆代官僚數量雖有不同，但有一個趨勢是顯而易見的：任何王朝末期，官僚的數量都比王朝初期的大得多，常常膨脹數倍至十幾倍。在官僚機構中，吏員（辦事人員）大約為官員的10至20倍。曆代王朝初期官員多在1至3萬左右，到末期則膨脹數倍達5至10萬，相應地，吏員也由最初的二三十萬膨脹到百餘萬。官僚數量膨脹的主要原因是官僚機構自身的腐化。一方麵因循苟且，人浮於事，屍位素餐；一方麵結黨營私，安插親信。腐化造成行政效率低下，行政效率越低，就越需要增加機構和人員，因而使官僚隊伍像麵包一樣膨脹了。官僚隊伍膨脹的直接後果是封建國家行政開支的大幅增加，這增加的部分還是來自農民的頭上，間接後果是意味著老百姓將要受到更多貪官汙吏的欺詐勒索。在封建官僚隊伍中，雖然也有清官，但鳳毛麟角，大量的則是貪官，“三年窮知縣，十萬雪花銀”，是對他們的忠實刻劃。而比貪官更苦民害民的是汙吏。吏員是封建政府的辦事人員，催租催賦，攤派徭役，捕人緝拿，及處理各種民事，管理市場、關卡，都是吏員的事務，因而他們手裏擁有相當的權力。他們利用手中的權力對老百姓大肆敲詐勒索，橫行霸道，往往是地方基層的土皇帝、地頭蛇，老百姓對他們既怕又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