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想象”媒體
專欄
作者：劉憲閣
從農夫山泉與《京華時報》之爭，到《新快報》陳永洲事件，人們對一些媒體本來就不太好的印象，似有雪上加霜之勢，乃至從一度期許的社會良心，變成令人失望的同流合汙者。實際上，對新聞媒體，既無須一廂情願地高唱頌歌，甚至奉若神明，亦不必急於趨向另一極端，特別是如一些人所極力貶損醜化的那般。畢竟，就像任何個人和組織一樣，作為一種社會存在的媒體，不隻是抽象地承載著社會良心，亦自有其恩怨情欲和利弊權衡。對這些豐富具體的側麵，應該重新有所認識或者說想象。
某種程度上，可以說不少人對新聞媒體存在著想象的成分，多於事實的成分。或許有人想到了那本有名的《想象的共同體》。確實，常見有人使用這個詞兒。但是究竟何謂想象（Imagination）？誠如北大曆史係羅誌田教授曾經指出的，國人對此實則多有誤解。尤其在涉及一些思想觀念問題時，就更是這樣。
不妨重溫一下將近百年前報人杜亞泉的名篇《思想戰》。這是1915年他為《東方雜誌》撰寫的介紹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文章。其中說：“利害問題者，即得失問題之較為繁複者也，其為利為害，雖仍不離乎事實，而常有多少之思考想象存於其間，故於思想上已有重要之關係。曆史上最多之戰爭……皆屬於此！蓋此種戰爭，常不係於單純之得失問題，而由思想上預期如何之利益，或假定如何之危害而起焉。”簡言之，日常生活中人們對問題的了解和認識，有想象或虛構的成分，未必都是準確的。一些紛爭（尤其事關所謂利害），亦因此而起。
當然，亦如杜亞泉指出的，一些紛爭與想象也並非完全沒有事實基礎。但人們往往隻注意於己有利或更符合自己期望的一麵，而有意無意地忽略其他側麵。涉及新聞史，亦然。比如，一些人往往不太注意甚至避而不談媒體的營業屬性。典型者如《大公報》主筆張季鸞的一些言論。1941年《大公報》獲得密蘇裏新聞獎後，他在社評《本社同人的聲明》中說：“中國報，有一點與各國不同。就是各國的報是作為一種大的實業經營，而中國報原則上是文人論政的機關，不是實業機關。這一點，可以說中國落後，但也可以說是特長……以本報為例，假若本報尚有渺小的價值，就在於雖按著商業經營，而仍能保持文人論政的本來麵目。”同一年，中國新聞學會在成立宣言中也明言：“我國報業之有與各國不同者，蓋大抵為文人發表政見而設……此種風氣，今猶遺存。”
因為現實政治的不理想，人們多把希望寄托於他處，比如新聞媒體。所以，文人論政之思，在現代中國不絕如縷。再加上西潮東漸，以及後來革命的勝利，人們往往也無視、抵製甚至批判（資產階級）報業經營這一麵，而比較強調社會責任觀念（以及同一延長線上的宣傳工具意識），注意新聞媒體美好之一麵。而在當代中國最近三十年來的新聞環境中，不少人更是習慣於譴責和批評政治權力對媒體的幹預，而往往忽略了經濟利益對媒體的持續誘惑。久而久之，人們也就有意無意地忽略或無視了很重要的一點，即媒體起初本來也隻是一門生意（business）。因此，如果總是以理想的眼光去看待現實媒體，不少人自然會有所失望乃至反感。
另一方麵，我們也經常會讀到這樣一些文字。比如：“現在有太多的記者把新聞職業飯碗化，矮化我們的職業良心，忘了我們本應承擔的東西是遠大於其它行業的。”又如：“數位業內受訪者告訴《人物》記者：新聞於己隻是職業，但對於羅昌平來說，卻是一番事業。”而江藝平則謂：“做報紙的人，能夠把職業做成事業，是一種幸福。”
這些說得都很好。其實媒體本來就具有營業、職業與事業等多重屬性。比如張季鸞雖被尊為報界宗師，但邵飄萍就看出他並不善於報業經營。老同事胡政之對此亦有清醒認識，也因此，在麵對得張親炙多年、後來創辦《文彙報》的徐鑄成之質問時，他會非常現實地解釋說：“我不能像你那樣率性而為，還得考慮報館這麼多人的飯碗。”重溫這些往事，並非是為眼下的某些人、某些行為辯護，而毋寧是希望借此機會，讓大家可以重新認識、想象或定位媒體的角色，不再是單純地一廂情願，而是寄予一定的了解之同情。
（作者為沈陽大學文化傳媒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