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突破“結構功能主義”的困擾和限製。有學者認為，“中國自有新聞學研究開始，大致就是以結構功能主義為主。改革開放以後所引入的美國式傳播學，恰恰遵循的也是同樣的路數。這種以結構存在為前提，以工具理性為基礎，以媒介功用為重點，以秩序整合為依歸的研究，一直是我國新聞傳播研究的主導”。⑥當前危機傳播的研究，更為明顯地體現出了這種“結構功能主義”的傾向。這種傾向，在現實中遭遇到了明顯的範式瓶頸，即現有的結構功能主義的思維框架難以解決複雜的中國社會危機傳播問題。後續的研究，應盡可能突破這種“結構功能主義”的限製，而對歐洲批判學派、經驗功能主義學派，或者如同一些新的分類中所說的不同學派（即將傳播學分為經驗功能主義學派、技術主義控製論學派、結構主義權力學派）的一些理論加以吸納和利用。
4.後續研究可對各個部分進行細微深入的研究。在基本的理論框架之下，還需要填充進大量的具體內容。比如，從傳播要素和傳播的係統性和過程性等方麵來深入展開。這一研究總體的水平，是建立在各個細小部分的研究成果之上的。已有的研究發現，從係統性的角度看，現有的理論在很多方麵還存在斷裂和空隙。本研究的進一步推進，可以給後來的研究者很清晰地展示出這些斷裂和空隙，以便於就其進行更細致的研究。
5.本研究的頭緒很多，工作量很大。有學者曾提出，“正由於危機種類如此繁多，又各有不同的階段，危機傳播領域的學者可以分別從不同取向，研究危機所呈現的方式與結果，並運用在各種危機與危機階段。危機傳播的文獻也就因此呈現廣博而散漫的情況”。⑦同時，之所以要做大量的基礎性工作，還主要基於以下幾方麵的原因：一是基礎理論體係的研究建立，確實涉及很多方麵的問題，需要足夠的視野和足夠長時間的思考、咀嚼。二是近年來我們在本領域已經生產出大量的“成果”，對這些文獻的總結研究需要付出大量的勞動。三是在這些文獻中，許多內容包括引用以訛傳訛，需要大量的查證工作。
傳播理論創新的困難、嚴謹和較長的周期，決定了未來研究的過程還很漫長，對於基礎理論研究而言，需要紮紮實實，以更為嚴謹認真的態度來對待，也需要研究者有相當的專一和耐心。
注釋：
①吳飛：《中國大陸的傳播學知識生產場域透視》，《當代傳播》，2009年第4期
②翟學偉：《中國人行動的邏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8頁
③【英】阿諾德·湯因比著，劉北成郭小淩譯：《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23頁
④【美】凱瑟琳·米勒：《組織傳播》，華夏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12頁
⑤吳宜蓁：《危機傳播：公共關係與語藝觀點的理論與實證》，蘇州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頁
⑥孫瑋黃旦：《超越結構功能主義：中國傳播學的前世、今生與未來》，《新聞大學》，2012年第2期
⑦吳宜蓁：《危機傳播：公共關係與語藝觀點的理論與實證》，蘇州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0頁
（作者為西北大學公共傳播研究所所長，新聞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