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的價值
新聞觀察
作者：黃婉盈
“讀新聞傳播學書”欄目主持人按語
林語堂是第一位以英文書寫揚名海外的中國作家，也是集語言學家、哲學家、文學家於一身的著名學者，兩次被提名諾貝爾文學獎。他的《中國新聞輿論史》，英文原名為《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China》，1936年初版，中文名是他本人後來確定的。該書分古代和現代（從19世紀初算起）兩個部分，分別探討了中國古代的輿論史和現代報刊史。林語堂寫書之初的觀點是：沒有憲法對公民權利的保護，不可能正常發揮輿論批評的作用；然而書寫到最後，通過考察那時的報刊史，他流露出另一種答案：“在專製與民主的衝突中，憲法的一紙文件比不過獨裁者的刺刀。”這本書讀起來給人以警醒。該書有多個版本，2008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分別出版中譯本，接著2011年暨南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該書1968年英文版的譯本。如果有興趣，建議對照英文版將三個譯本都看看，考察一下自己對英譯漢水平的辨別能力。下麵三篇讀書筆記的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不同年級的本科生。——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陳力丹
林語堂用英文撰寫的《中國新聞輿論史》，顯示了他作為文化人的社會良知和責任感。該書分為兩編──古代編和現代編，意在表現古今新聞輿論之別。
在古代編中，林語堂沒有完整描繪整段中國古代新聞輿論史，由漢、魏晉南北朝直接過渡到宋、明，與一般曆史的寫法有異。
在現代部分，他主要介紹了現代報業的興起及其作用，並稱1895到1911年為中國報業史上的黃金時代，其目的在於指出言論自由對於現代中國的影響。
此書雖名為“中國新聞輿論史”，不過誠如複旦大學寧樹藩教授指出的，該書“實質上，還是中國輿論史”。究其原因，實與林語堂對新聞應有的作用的見解有關。他明言“我所感興趣的，是作為民意與專製鬥爭史的中國新聞史”。因此，他貫穿全書的主旨乃是闡明表達民意、體現民主的新聞業才能算是真正的新聞業，但在中國曆史的大部分時間內，都是輿論在發揮此作用，那麼此書側重輿論，也就理所應當了。
由於筆者的誌趣所限，我對古代編比較感興趣，認為其能真正反映林語堂所追求的士大夫，或曰文化人應有的責任。在古代編的各章裏麵，林語堂強調古代社會之所以采取歌謠、聯名上書等手段表達意見，乃是缺乏憲法保障的結果。東漢兩次黨錮之禍，把士大夫敢於直言的風氣一掃而空，造成魏晉南北朝清談之風盛行，足見皇權時代對言論的打壓之深。
文化人的責任，最能體現在古代言官身上。林語堂說：禦史“得不到任何人身保護。敢於直言的禦史，總會得到輿論支持，其獨立言論也受到景仰，但是從法律上說，卻要麵對各種懲罰：罰俸、降職、監禁、流放，甚至性命難保”。東林黨人的命運，就是明證。盡管如此，中國曆史上也不乏敢於直言的文化人，他們真正擁有文化人的道德責任感。筆者認為，此種精神亦是新聞人的一種信念。
林語堂在書中一再強調輿論的作用是與專製作鬥爭，新聞人也應當意識到自己的使命之一——宣揚真理，為民發聲。古代未能出現真正意義上的“新聞業”，其本質是專製統治，一切都是為皇帝統治服務的，民意永遠都是次要的。雖然天子仍要受命於天，紂王無道則能起而伐之，但連孔子也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把愚民作為一種常理，無法令人體會到作為人的價值。正出於此原因，林語堂才對晚清報業發展、梁啟超開民智的思想給予高度的評價。
林語堂寫此書之時的中國新聞業，受製於檢查製度之害。彌爾頓的《論出版自由》被認為是西方自由主義萌芽時期的名著，可見自由對於出版業而言意味深重。林語堂也充分認識到言論自由的重要性，稱“審查官是世上最荒唐的職業”。新聞業的價值的確需要捍衛，如果沒有足夠的思想空間，人類的創造力必定受到限製。
新聞人的使命之一，是客觀、真實地反映現實。如果沒有言論自由、沒有良知，則可以宣告新聞人之死。中國的輿論史告訴我們民意的價值，那段專製的曆史時時在提醒人們新聞自由的可貴。